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李欣。根据中国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据，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是1,020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4万人。
对于高考报名人数锐减的原因，官方有一种说法，说不是由于就业难，而是由于适龄人口减少，但是民间有不同的说法，民间认为是教育费用大高和就业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专家来为我们共同点评，现场请来了资深评论员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先生，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今年高考的报名情况呢？
李天笑：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就像你刚刚讲的是1,020万，那实际上应届的毕业生是834万，其中应届毕业生参考的是750万，也就是说有84万人没有参考，这是应届毕业生。那么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历来最高的，也是引起人们很关注的这么一个动向。
因为很多年来，大学生被认为是人群中的精英，所以他们一般的就业情况，或者是社会对他们尊重的程度都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么多人不想参考，也就是说他们很多人是高中毕业，把上大学作为一次命运的搏斗，那么我也不想搏了，所以就放弃了。这确实是很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其实这么多年来，对于高中生来说，他最终的目标就是参加高考，好像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李天笑：对，很多家长实际上因为中国现在提倡一个独生子女，或者农村也是强迫的进行节育，这样的话，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当然中国古代也有“望子成龙”的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上大学实际上使很多人，从城市来讲是找一个好工作，从农村来讲是脱离农村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持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教育费用一直在往上升，尤其对农民来说，他供养一个大学生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认为现在中国的教育费用高涨已经到什么程度呢？
李天笑：确实是。现在的教育费用，特别是近这几年来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记得在95年的时候是800块人民币，到了04年的时候是5,000块，现在是已经涨到八、九千块一年，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1年的收入，甚至是更多。
如果我们把它跟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来比的话，现在大学生1年平均要花大概2.8万人民币，那么4年整个加起来就近3万人民币，实际上是相当于偏远贫困地区农民近35年的收入，这个数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支付不起。
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讲，日本的教育费用最高，从相对的数字来比较，实际上中国比它还要高。我想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个就是国家对教育的补贴，教育费用支出比较少，就是占GDP现在是还不到3%。现在国际的平均水平，基本上已经占到GDP 5%左右，美国是7%，台湾是6%。
主持人：那是不是这几年中国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在减少呢？
李天笑：是在减少。因为随着GDP的增长率，一直是呈现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对教育的支出实际上是在减少，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教育产业化，也就是教育权力的“寻租化”，就是说它寻找某种能不能赚更多的钱的一种途径。
很多的高校纷纷开出所谓的“热门专业”，它的费用基本上比一般的课程要高出30%，有人甚至开出叫“EMBA”这样的学位，学费一年高达二、三十万元人民币。这主要的根据就是它现在要跟国际接轨，就是有关于外资、外贸还有金融，所谓“第三产业”的这种专业特别的吃香，所以它就把学费提得很高。
主持人：那它这样做是不是像您说的要跟国际上接轨，是不是国外的大学都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国外的大学它每年的收入也是相当高的，比如它通过学费等各方面，赚的钱也是相当高的，是不是中国希望跟国外持平呢？
李天笑：我想主要的因素在于这几年特别是引进大量的外资，很多“第三产业”外贸的这些企业到中国来以后，整个刺激了中国走向经济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高校看到好像这是个机会，就把很多的专业大量的扩张。
这样造出了人才以后，正好这一次又遇到经济危机，那么这种畸形结构加上现在的经济危机，两者就造成了很多人才找不到他对口的市场，就是不能够被市场吸收，那么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了。
主持人：那现在您觉得是就业难的问题，影响了高中生不愿意去上大学吗？
李天笑：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教育部否认这一点，它认为是什么呢？
主持人：适龄人口减少。
李天笑：适龄人口减少，就是毕业生减少了。实际上我们看起来，去年跟今年相比的话，毕业生是减少了15万左右，但是你这个15万，只是84万中的1/5左右，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就不能够说明今年为什么会有84万人不参加考试，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我想就是就业难。
因为整个中国是外向型的经济，70%左右由进、出口决定的这么一个经济，现在基本上很多的企业都撤资，像台湾的台资啊、美资啊，还有其他国家都撤资。撤资的情况下，像中国南部地区，就是靠近深圳、广州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多人就找到不到工作，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毕业以后也找不到工作。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影响到现在很多的大学生，他觉得尤其读4年大学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也许还不读了。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受到影响冲击是最大的，因为中国有两元化的结构，农村基本上是户口制度所决定，它没有城市所享有的福利，因此很多人都把考大学，跳出农村这个环境，作为一个根本的途径。
就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农民家庭虽然比较贫困，但他们还是把钱通过借债也好，通过各种方式也好，都让自己的儿女去上学。有的甚至有两个子女的话，就舍弃一个，让另一个继续上学，总共4年以来花了几万块钱。
但是现在发现这些人找不到工作以后，而且农村来的这些学生，他连粮食户口都没有，这样回到农村，他又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因此对农民来说，他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叫做“读书无用论”这样一种概念。这个概念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和就业难紧密连系的。
主持人：那么高中生他不读大学的话，他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吗？
李天笑：高中生如果不读大学的话，他可以走技术专业这一方面的路，比方说他可以弄个技校或者是这方面的路。但现在问题是说，大学生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和国外相比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就是跟美国相比的话，相差来个30倍左右。
因此大学生你说中国不需要吗？是需要的，但问题是中国现行的体制结构，限制了大学生来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有的大学生在卖猪肉、卖包子、卖烧饼等等。这个实际上说明了一个社会的缩影，就是这个体制本身不能够使有才能的人，或受到一定专业训练的人，让他找到适当的工作。
主持人：那您的意思是说公司企业它不需要大学毕业生，反而是需要一些技校毕业的人吗？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呢？
李天笑：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从安徽、湖北最近举行的大型人才招考会上，就是几万人参加的，万头钻动的情形。这样看来就是很多的企业，它现在情愿找一个是有经验的人，就是现存的大学生你刚毕业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很难找到工作。
再有一个，就是大学生有专业的，现在有的企业它也不需要，比方说你学的是跟出口有关的，但是有的企业它需要的是技术性的人才，又要有经验的，所以这个也不对口。还有一点就是，大学生的期望值比较高。
主持人：那您说中国这种体制造成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是不是说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限制了大学生找到工作的能力呢？现在我知道老百姓有一种说法，觉得目前中国大学的教育跟社会实际是脱节的，您是怎么看？
李天笑：所以有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学的课程本身，从实际情况来看，跟市场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这个市场是变化的，而大学设置的课程，相对于这个市场的变动，它有一个时间滞留的问题，它也不是马上能够反应出来。
比方说前几年，有的人学外贸进口这方面的专业，而现在就不需要了，不需要以后，他出去就找不到工作了。再有一些就是属于原来比较老型的这种专业，比如像冶金专业或者什么的，我知道有些比方在中部，像（湖南）株州这些地区，有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学了以后，他出去以后完全不能够适用。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地区性的差异，比方很多在中西部大学毕业的这些毕业生，他到了东部以后，一般来说沿海这些地区，像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它有地方性的歧视，它情愿雇用本地的大学生，它不愿意雇用外来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中共这个体制的腐败所造成的。比方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或者其他企业，它留下的这种名额，一个就是原来顶替性的，还有一种就是它把这种留给回招的职工，而这些新招的大学生，那就是很难取得这种职位。
还有一个就是“开后门”，这个是大家都不说的，但实际上是最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区，一般来讲你要找工作，你要有关系网，就是你父母要有点背景。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呢？
李天笑：根本的问题在于拉动内需的问题。因为现在从国际情况来看，是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外贸出口等等这些东西受到限制以后，在这方面需要的人才等等企业它不能拉动这个内需，这个企业也不需要很多的人。
那么真正要靠拉动内需，我觉得现在中国也是非常困难，因为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它不是一种消费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的GDP比例当中，只有30-40%是由消费所推动的，而在一般西方国家的话，就达到60-70%左右。
主持人：尤其美国是个消费大国。
李天笑：而消费萎缩的情况又跟农民没有钱、工人没有钱，社会整个阶层没有钱，而整个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尤其是中共特有的这种性质，比方说现在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0.5%左右的人掌握了社会70%的财富。这种人他本身又不会把所有的消费用到这上面去，很多人都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老百姓又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很难推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在改革之后，实际上把整个社会福利的包袱直接推给老百姓，比方说像教育、医疗卫生还有养老金等等这些方面，都要由民众自己负责。那么很多人就很担心自己年老以后怎么办？就要存钱，存钱就不愿意消费。
医疗也是这样，人哪有不生病的？天灾人祸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话，他要把钱存起来，自己买医疗保险或者存点钱，万一得大病了。再有，就是用来作为子女的教育经费，所以说这个消费很难。
主持人：总而言之一句话，您觉得中国要解决就业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李天笑：应该说是在这种体制下比西方国家要难很多。因为中国这种体制本身决定了它不是为广大老百姓，社会财富的分配、配置本身它不是通向民众的，而是流向少数中共的权贵。这种情况要消费就很难拉动，教育和以后的就业也比较困难。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李天笑博士的精彩点评，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