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民运”至今已逾20周年。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羞耻的是，中国虽然是“六四事件”发生地，但这一事件的真相在中国仍然被遮蔽，“六四”死难者至今仍被冠以“暴徒”恶名。钱理群、徐友渔、崔卫平等20多位知识份子在高压之下举办了一场小型纪念会，这种纪念彰显了他们的勇气与良知。但有关“六四事件”的真相，有关“六四事件”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等的探讨，还未真正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
“六四事件”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正是通过这一事件看到了极权制度的非人性化与残忍，才奋起最后一博。形象地说，“六四事件”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虽然在“六四事件”发生地中国，专制制度依旧顽固地存活着，但“六四”的硕果却收获于中国国土之外。这是今天世人唯一可献给“六四事件”死难者英灵的祭礼。也因此，在香港，以香港支联会为首的公义之士每年坚持纪念 “六四”，并在香港大学校园之内为六四死难者树起了“国殇之柱”﹔而巴黎市议会也于今年5月作出决议，决定在巴黎市中心修建一块六四死难者纪念碑。但要想真正让“六四”死难者在天之灵安息，还必须等到中国实现民主化，通过司法、行政、国家道歉及赔偿等各种方式纠正过往政府实施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实现转型正义，才能真正抚慰“六四”的受难者。
到目前为止，“六四”死难者人数一直是个未决疑案。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死亡人数为2,700人，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最近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一书，引述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披露的死亡人数为727。来自同一机构的数字竟相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无法不心存疑惑。近年来也曾有人以“六四”死难者人数不多为由，淡化“六四”屠城的血腥。但我认为，“六四”事件的性质不会因为死难人数多少而改变，重要的是从1989年“六四”屠城开始，中国当局将“人民政府”这块为暴政遮羞的面纱撕毁，从此以后中国当局对民众使用暴力日渐成为日常行政工作的一部分，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成为当今中国政治一大特点，大量财政收入被名正言顺地用于建构各种以人民为对像的国家强管制能力。
除了“天安门母亲”寻访到的具体人名之外，“六四”死难者的英灵大都只能寄附于这个集体名词之下，我们甚至无法知晓那位独身勇挡坦克车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以及他究竟是否还活在世上。这一现象并非是“六四”事件特有现象，自中共建政以来，死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人也大都被隐没在一堆统计数字（而且往往是严重缩水的数字）的后面。原因无它，只因我们生活于极端漠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个体生命尊严的专制政权之下。
当年“六四”发生之时，我住在深圳，通过全天播放事件现场的香港电视，我曾看到“六四”屠城那惊心动魄的过程。任何有良知的人，只要看到这一事件的记录片，就无法认同策动了这场屠杀的政府。即使到了现在，当我打开一个“勿忘六四”的视频短片，看到坦克车追逐着那些学生，看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凋谢在军人的枪弹之下时，我仍然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那坦克车碾碎的不仅是那如花的生命，还包括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因为自“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再也未能堂堂正正地回到中国的公共空间，执政者驾驶的政治马车离民主化越来越遥远。
“89民运”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是改革30年以来唯一的一场以民主价值为诉求的运动，参加者大都超越了个人利益的考量。它所标识的道德高度，至今在中国还未被任何社会抗争所超越。我真诚地希望，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人在寻求转型正义之时，能够将一份完整的“六四”受难者名单，镌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六四死难者”纪念碑上，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89民运”对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贡献。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创刊号，2009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