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6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蕾德国柏林采访报导）1989年6月4日， 天安门大屠杀发生之后， 东德共产党大力支持中共暴行。东柏林的一个基督教会顶着东德国家安全局的压力，在柏林弗里德里希海因区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悼念活动，抗议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周蕾采访了参与组织这次悼念活动前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莱纳尔． 艾波曼（RainerEppelmann）先生。
记者：艾波曼先生，您还记得二十年前，您是怎么得知“六四天安门屠城”的消息的吗？
艾波曼： 记得， 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正好在家里私下看西德电视节目，从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军队镇压学生的画面，那个场面让我非常震惊。在那之前，我们知道中国学生驻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和平示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东德当时能够收看西德电视台的节目。
所以，我们知道，不仅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东德局部地区和俄罗斯都有民众上街游行，要求“结束专制”，中国民众也走上了街头。这一消息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认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民主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也正因如此，在看到中国的当权者如何残酷镇压对其执政方式不满的民众进行镇压时，我们就更加震惊。
我一下就想起我爸爸以前跟我讲过的1953年6月17号，苏军坦克冲向手无寸铁的东德抗议者的情形。当时，很多人被坦克挂倒，碾死。那时，东德的民众也以为坦克会停下来，但事实上坦克没有停，而是压死、压伤了很多人。而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上演的正是同样的一幕。我的心一下就凉了。直到1989年秋天，我们自己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一幕。
有过1953年的遭到坦克镇压的经历，89年北京对学生的镇压更加深了我们的忧虑。我们内心里希望东德的执政者不敢像北京的执政者那样施暴，但是谁也打不了包票。为了纪念在北京被屠杀的学生，我所在的一家柏林教会举办了据我所知，当时在柏林地区唯一的一场大型悼念活动。
记者：是什么时候举办的？参加的人多吗？
艾波曼：具体哪天记不清了。我记得就是“六四”刚刚过后。参加那次弥撒的人不只是柏林弗里德里希海因区的，还有其它一些基督教教会和平组织的人也来了，来的人非常多，应该有800到1000 人。
因为人特别多，所以我们关上了外面的铁门， 打开了教堂的木门，以便让站在庭院里的人能看到教堂里面，教堂里摆上了巨大的白色花篮。这些花一直摆在教堂里，直到彻底枯萎了才撤掉。这些白花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我们当时主要强调的就是：“拒绝暴力”。 只有在公民参与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发展。中国学生采取和平的方式参与社会进程，这是值得期待的事情。这场学生运动堪称范例，而中国政府的行为证明它执政彻底失败。
举办这场弥撒时，我们偶然发现在教堂后面停了一辆显然是东德国家安全局的卡车，卡车蒙着帆布，里面装满了石头。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局是有备而来，一旦让他们抓到机会，他们就会动手。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当时， 昂纳克生病，克伦茨是头儿，他大力支持北京用这种方式镇压学生运动。幸亏几个月后，他就倒台了。
记者：您认为中国六四学运对东欧民主化进程有哪些影响？
艾波曼：对东德来说，这种影响当然不如波兰团结公会或捷克的“七七宪章”那么直接。但给我们带来的首先是希望，我们感到民主化的诉求不只局限在欧洲，而是在中国也开始了。在东德，我们可以通过西德电视了解民主社会的生活，而中国不同。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站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对专制不满，我们希望变革，参与国事，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所以我们在看到学生运动被残酷镇压后才会那么难过。至今，我都很佩服那些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的人。
记者： 您现在是“清算德国社会统一党极权基金会”主席。“六四”事件在中国始终是言论禁区，您怎么看待对中共罪行进行清算的问题？
艾波曼：中共到现在还没有意愿反思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没有人哪怕是在内部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是一场错误，今后再不能出现这样的事，我们要向人民谢罪。我很怀疑中共有没有改革的能力，中欧和东欧的共产极权全都没有自我改革的能力，因此它们必然要离开历史舞台。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顽固不化、不能改革的政权早晚会垮台。中共也必须知道，如果它不向民主化方向转变，不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就会有其他人来接替他们，如果它自己不下台，就会被人赶下台。
————————
小档案
莱纳尔． 艾波曼（RainerEppelmann）曾是基督教牧师，东德共产极权倒台后，艾波曼在两德统一前的东德民选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现任“清算德国社会统一党极权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