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形成和存在基础
暴政的哲学渊源是马列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加之先天土匪流寇习气，地痞流氓政治的自然延续，使其在中国“立于不败之地”，长期以来得以“从胜利走向胜利”。操作层面的法宝就是“萝卜加大棍”：先依靠党宗教下的愚民手段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用思想意识的软刀子杀人，再就是依靠暴力威慑和血腥镇压。
毛主义 “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一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的遥远暴政姑且不提，就如今据说已步入现代文明“新时代”的“先进性”来说，在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面前，要不是因为处于“民主压倒专制”的历史大潮之中而不敢太轻举妄动的话，继承并“发扬光大”毛式暴虐无常动辄大开杀戒的恶习，亦绝非骇人空言。—-在09政治敏感期，“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大限已到，若中国社会真的再一次处于“和解”与“杀戮”的二难选择时，可以肯定的是在事件之初，在尚未看见棺材之前，决不会流泪，后者还是“革命”的必然首选。若果如此，则再一次用“血”书写了“专制暴力革命者”的治国之路是多么兽性，多么可恨可悲可叹。
在暴政理论中，虽然表面说是“为大众谋利益”，其实从始至终都在暗中遵循一条“以多数贫穷换取少数富贵”的潜规则，从井岗山时期，到延安时期，到建朝立国之后皆如此，到现在更赤裸裸地“以腐败为凝聚力，以共腐共贪治国家”。“腐败”，已成为党国治下的一个人人皆不可少的“投名状”和不论今夕何夕得过且过的迷幻春药，越来越欲罢不能欲休还求。
穷怕了的不少国人欲得荣华享富贵，长期受“党文化”影响，于是翻越官场“龙门”争当“人民公仆”，甘心“挣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服务”，荣升“主流精英”，乐此不疲。此现象已成中国压倒性的主流共识，芸芸众生彼此彼此，不惜与狼共舞与专制相得益彰，助纣为虐，最终成为暴政的一部分。
因利益错综复杂，统治集团一方面无法控制其行政机构规模的无限臌胀，一方面也在有意默认纵容，意图以庞大的统治机器来压制风起云涌的反抗浪潮。—-不知有朝一日全国人民皆成“人民公仆”而无“人民”，不再有人从事底层生产时，将是怎样的社会？
利益集团和暴力机器需要有民意和物质基础的支持，一旦暴政对荣华富贵越来越贪得无厌，对社会资源的吸纳功能越来越强，则只有进一步加大对社会的盘剥和压迫，使财富不断集中于自己手中，造成民间财富越来越少，同时吸引更多人进入其“圈”中，统治机器规模也越来越大，造成恶性循环，民怨越来越大，乘下无路求生的民众只有被“逼上梁山”一条路可走了。
专制才是动乱之源
中国人的自由度世界排名倒数，中国的道德乱象和暴力隐忧源自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国民个体的不自由。个人的“小反道德”行为，源自于制度的“大反道德”的逼迫和重压，才有被束缚和压抑太久的人时时处处想着改变现状减少损失，办法就是在现实中用打破现有秩序的反公平道德行为来弥补失去的利益，以求某种不衡。—-这就是柏杨的“染缸文化”的本意，虽然会给更多人带来不公互传染相，但除此以外，还有何妙计可施呢？
经过长期的暴政洗礼，当然人心思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还会继续死心踏地地充当暴政的奴才，而是在追求一种公平前提之下的动态稳定。因为正与专制的利益相悖，故要达此目的，决非既有制度可为之，而必须打破专制，以民主方可。
专制暴政常说“中国一改就要乱，民主就要乱”，这里的“乱”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别人想乱，二是其本人要捣乱。—-想一想一个有良心和思维正常的中国人，在民主好不容易得来，社会刚刚显现公平之际，谁会无事生非乘机捣乱？
在中国真正想混水摸鱼的，不是一般国民大众，不是民主派和改良派，而是那些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拼死相争的专制死党。他们只有现实利益和暴力手段，没有公平和民主之念，不甘心失败挑起事端，唯恐新天下不乱。
国人争取的是自身的合法利益不被侵吞，在道义上和法理上正确且是必须的，而专制者要保护现有利益，才会使双方产生冲突。在双方利益冲突达到临界暴力状态时，除了“战争”和“放弃}二者，别无它选。
反民主者，即为民主的敌人。
当一个政权沦为自私自利且暴虐的权贵利益集团时，天下人不但不再必须承担传统的忠君之道，而且同时更具有了“替天行道，结束暴政”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时候从忍受、愤怒到反抗，并起而击之，不但是个人自救之策，更是天下再生之德，是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伟业。
中国的出路
一个进行单腿跳远的人，其所需要的能量决不只是那一条单腿，而是要用比正常人的两条腿甚至是几条腿还要大得多的能量，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国单极改革为何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并难有所成的原因所在。
在国民的基本生存利益不受侵犯，和继续忍气吞生当奴才这二者之间，我们选择什么？选择争取则意味着有限的暴力和必要的代价，选择和平与和解，则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利，奴才的命运将永远相伴。在长期得失与短期利害间做进退抉择，正是考验一个民族的真性情和真胆识的大题目。
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路子有两条，一是在现有专制制度下继续脚踏实地地做不问世事的愚民和奴才，盼望明君贤臣来给国民带来盛世和大治，二是在专制毫无改良诚意炎后，应打破现有制度束缚，重新再造一个暂新的中国。二者之别，前者当然如温水煮青蛙之安逸，却只要死期将临，后者代价较大，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却能一次性地治好中国社会长期不稳的顽症。
剩下的事情，不再是体制内的进化纯种，而是内外结合，正反互制互促的从下而上的外力推动式变革。这种变革，出现小动乱是不可避免的。动乱的真正来源，不是民主派，而是反民主权贵的保权和反攻所致，
社会各阶层各派别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应当是经常和必要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利益述求上建立了一个可供共同追求的共同点，也就是我们天天想要的“推翻暴政，重建民主共和”这个目标，则应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共同来对付“专制”这个公敌。
2009-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