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清明节追忆故人的风俗，后来中断了，2005年我给人大写信，要求把清明节定为公共假日，2008年有了清明假日，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假日，修复集体记忆，悼念那些为自由民主作出贡献的故人。
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中国当权者所建立的集体记忆，充满着歪曲、篡改和掩盖真相，他们通过垄断权力，操控教科书、媒体和文学作品等，建立起一整套为共产意识形态，为一党专政服务的集体记忆，很多坚持正义，坚持民主法制的先知者，被打进地狱之后，他们的事迹、著述、形象，也被埋葬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现在很多青年人，不知道赵紫阳是谁，不知道他是中国八十年代黄金时期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闯将，担任过国家总理和中共总书记。1989年后他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我们要恢复那段时间的集体记忆，就应该悼念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文革”中的先知者、抗争者张志新，林昭，王申酉烈士与“文革”一起，正在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今天，我们应该利用清明节，来悼念他们，修复人们对文革的集体记忆。，
抗日战争，也是被当局歪曲最严重的一段历史，为了修复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我们应该悼念抗日烈士张自忠等人和领导抗战的英雄人物蒋介石。
1958年后，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饿死几千万人，谁为苦难的农民鼓与呼？是彭德怀，但是彭德怀正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我们应该悼念他，修复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1957年春天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很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具有西方民主思想，要求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在中共当局号召的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见解和论述，针砭了时政，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提出政治设计院，批评党天下，现在看来，都有很高的价值，他们很快被打成“极右”。后来他们中有些人，虽然获得了改正，不叫右派了，但是并没有肯定他们当时的思想和政治要求。 山东大学的校长陆侃如和我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对如何治理大学，如何弘扬民主法治精神都有很精辟的论述，在他们身上展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对自由的追求，他们在57年都被打成右派。后来得到了改正，但对他们的先进思想和抗争的精神没有肯定。现在官方的记述里面，只讲他们是文学家，物理学家，根本不愿提及他们的政治抱负和先进理念，甚至在编撰的山东大学校史中，也没有他们被打成右派的记录，更不愿触及他们打成右派之后，二十二年中，他们受到的屈辱、折磨。当权者，就是要在山大的集体记忆中，消除这些人的正面形象，让人们忘记反右运动，
我们应该利用清明节的公共假日，去悼念那些，被人歪曲，抹煞为历史做出贡献的人物，要通过悼念历史人物，来修复，人们的集体记忆，澄清历史真相。
今年，我还要去英雄山，悼念英烈。
2009年4月1日于山东大学
附上：近几年在清明节我的悼念记录
孙文广清明悼念英烈记录
2005年3月我给两会写了公开信《建议清明节为法定公众假日》
2005年4月5日清明节
我与我的妻子及李昌玉夫妻，共四人，一起打的前往济南英雄山烈士公园山顶纪念塔前，祭奠紫阳，拍照留念，并送上了史若平老师写的悼念赵紫阳前总书记的诗：“清明祭紫阳，百花献灵堂。傲菊寒霜打，春色难阻挡。赵紫阳先生永垂不朽！”
2006年4月5日清明节
由于各种原因，我邀请的几位朋友都不愿意与我同行，我只得单身一人去英雄山顶心祭先烈，山上游人寥寥，看到共青团组织的悼念“革命先烈”活动，我绕纪念塔转了几圈，心中感到有些凄凉。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
仍然找不到与我同行的友人，我的老伴，怕我出事，陪我去了英雄山。事先在家中白布条幅上写了一些挽联：“悼念为自由民主牺牲的烈士” 、“悼念为信仰自由牺牲的烈士”、“悼念抗日英雄张自忠烈士”、“悼念民主先驱、思想解放先驱张志新烈士”。
怀揣这些挽联上了路，到了山顶，我们把这些挽联系在纪念塔周围的栏杆上。有人伸头来看，我问他这个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吧。他说，写得不错。准备照相时才发现，相机坏了，只得请上山的山东艺术学院的两个男女大学生帮我照了几张相，也与他们合了影。
下山时，遇到了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40多个大学生，他们知道我是管院退休教授，对我很热情，并邀我与他们一起照相留念。我留给他们我的电子信箱，后来他们通过信箱，将照片传给了我，使我感到了大学生的热情友好。
2008年3月30日
按照事先的设想，准备今年清明节（4月4日）去英雄山祭奠烈士，送上花圈。后来想到，我多次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今年清明我要出门祭奠英灵。因此清明出门可能受到阻拦，所以改变计划，提前在清明节前最后一个休假日3月30日，去英雄山献花圈。
我们一行三人，带着花圈去英雄山，而且分头前往。花圈是折叠的，不算太显眼，开始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来到山顶，游人不少，还有不少小学生排队前来祭奠 “革命先烈”。现场只有一个外地送来的纪念“革命先烈”的花圈。我和车宏年，沿着纪念塔转了几圈，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选好一个朝东的地点，一是因为这里风比较小，另外，这不是纪念塔的正面，可以减少过多的注意，以免麻烦。怕被风刮倒，将花圈紧紧地绑在栏杆上。因为怕敏感的挽联带来麻烦，所以最后才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写好的悼念赵紫阳总理的挽联，将其用铁丝固定在花圈的龙骨上。这些工作都是车宏年完成的。这是最后一道工序，挽联可能会给花圈带来麻烦，所以要把这些挽联用铁丝固定，不单是怕被风吹走，也怕有人来故意破坏。
这时有不少游人前来围观，大概有20多人。我向围观的人说：赵紫阳先生生前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上做出很多贡献，我们应该纪念他，踏着他的脚印前进。这时，有一个中年的妇女说，赵紫阳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啊；还有一个中年人说，我们应该悼念赵紫阳；有一个50多岁的人突然问我：“赵紫阳死了吗？”我感到一惊，忙说：“赵紫阳先生已经在2005年1月17号去逝了。报纸上没有怎么报导，就写了50几个字，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然后我们就照相，也请游人帮我们一行三人拍了照，然后下山，幸好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
下午我写了一篇《孙文广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复印了10份，并贴到山东校园的张贴栏上。晚上给海外媒体发出了一篇《今天我们给紫阳献花圈》，并附了三张照片。
2008年3月31日
校园张贴的几张海报，《孙文广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今天上午发现，都已经被撕掉了。
上午，山大管院党委书记打来电话，要我老伴下午去谈谈，说有省里的人来一起谈。
下午，车宏年发短信给我，说他也接到通知，明天市公安局找他谈话。
下午3点，我老伴去了院党委办公室，与公安3人（其中一人为处长），两男一女，加管院书记共4个人，与我老伴谈了两个小时，5点返回。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我去英雄山祭奠紫阳、和在外网发出的稿件（《今天我们给紫阳献花圈》），他们还拿出来三张在外媒上与稿件一起发表的祭奠紫阳的照片，给我老伴看，让她指认另外两人是谁。老伴说，她有白内障看不清，警官告诉她，昨天在校园内张帖了鼓动学生清明节去英雄山祭奠英烈的海报（《孙文广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老伴对他们讲，孙文广的事情她都不知情。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老伴5点返回家中，心情不好，把我数落了一通。
警官还用威胁的语气说，煽动颠覆政府罪与海外反动势力联系，可能判刑等问题。我老伴问他：‘谁是反动势力？”他回答不出来，后来改口“反华势力”。
下午5点整，家里开始遭到电话骚扰。两个座机和一部手机轮流振铃，拿起话筒没有声音。大约响了30次，来电号码是13026571069。
2008年4月1日 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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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奠日记之二（4月1日——4月2日）
2008年4月1日
继续遭受电话骚扰，断断续续，每分钟有三次响铃，骚扰总时数约200分钟。
昨日在校园内张贴六张“孙文广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当晚被撕。今日开始制作传单和展板。
共制成六份传单，每份包括几篇文章，A4正反面，并制作了四张展板，每张展板有多篇文章。除陈奚落外，又有一位年轻朋友来帮忙。展板的标题是：
《孙文广：祭奠清明专辑——清明祭奠英烈之一》
《清明四五运动的经验教训——清明祭奠英烈之二》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杨宪宏与孙文广谈清明——孙文广清明祭奠英烈之三》
《清明节文化宣言——还原中国历史真相 追寻祖先自由英风——清明祭奠英烈之四》
《为什么祭奠赵紫阳——孙文广清明祭奠英烈之五》
《孙文广悼念赵紫阳——清明祭奠英烈之六》
《为什么要悼念蒋介石？——孙文广清明祭奠英烈之七》
2008年4月2日
今天电话骚扰升级，从早9点开始，一直到午夜23：30。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方式有“进展”。原来振铃有间隔，一般响5次（有时2次或1次）就停下来。而今天的骚扰电话，振铃可以连续响30多分钟，使人非常烦燥，只能拔掉电话，这就接不到来电。这种行为可是新发明，发明者我想非专家莫属。我准备明天打110报警。
中午约12点，我们三人到了山大新校食堂，展示展板，散发传单。有的同学说：“孙文广又来了”。（意指前次的竞选人大代表）有的同学对我说，自己思想上感到很迷茫，想找我谈谈，我表示欢迎。展板上有悼念赵紫阳的文章，很多同学问赵紫阳是谁，多数人都不知道，我向他们解释。
中间的插曲是，穿着警服的人，一本正经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这里不准放这些东西（指展板）。”
我问：“你是哪的？”
他说：“校公安处的。”
我问：“你有证件吗？”
他说：“学校有规定不准放”。
我说：“拿证件来看看。”相持不下，这时来了一位干部（可能是公安处的副处长），态度比较平和，说：“你放在这里挡了路（指展板）。”我看他态度还可以，就说：“我可以挪一下。”就把展板放到旁边一点（其实那个地方道路很宽，根本挡不住任何人）。
这期间我的朋友在照相，那位干部对我说：“不能把我们的人（指公安）照下来，你要把照片消掉。”这种事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为了防备他把照相机抢走，我说答应他的要求。我要朋友把刚才那张照片消去了。
临走时那位副处长说：“我认识你，你是管院教授，我也是副教授，你爱人我也认识，工作不是在医院吗？你要知道，大家都是要吃饭的。”我说：“这个我很理解。”他还问，给我帮忙的朋友是谁，我说是我亲戚。他说让他离开学校，我说：“那不行，我还要请他吃饭哪。”结果只得让朋友留下。
我的经验是，在公共场合遭遇执行任务的警察，一是不怕；二是态度文明，不要硬顶，要说理；三要懂得适当退让，要理解对方。公安走后我们继续派发传单，一共发了约1000份。
下午我们去了山大洪楼老校，这里有法学院，哲学院，外文系等，学生明显比新校更热情。问了很多问题，包括对赵紫阳、蒋介石的评价，有的同学提出是否搞个社团，讨论些问题，问我后天如何去英雄山，我说可以乘75路，我们不集合。
这里没有遇到干涉，是否因为公安已经下班？
有人在展板上看到《为什么要悼念蒋介石》，向我们索取传单，我们说明天才能印出来。在这里2000份传单很快发光，在老校食堂前的展板有很多人围盾，天色黑下来后还有人在眯着眼看。
2008年4月3日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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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日记三——与公安周旋 给学生讲人物
(4月3日——4月10日)
2008年4月3日
今天上午，我们三人前后去了山东大学新校区，准备继续放置展板，发传单，刚放下，昨天那位公安副处长就走了过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背后远处就跟着七八位身强力壮的便衣。那位副处长对我说：根据上级文件，校园里不能撒传单，摆摊位要事先批准。
我跟他讲道理，如宪法的规定等，他听不进去，还说国务院有规定， 我问“能拿来看看吗？”他说“可以”，并要我跟他去办公室去看，我说东西很多，不方便，他回答：“我到办公室拿来给你看，但你现在不要撒传单，放展板；我们要讲诚信。”我说：“那当然！”
他去拿文件，我就在那等着，来帮我的朋友提着包站在远处，我装着闲庭信步，走到他身边，也不正眼看他，轻声说：“你赶紧走开，有便衣”﹐我是怕她遇到麻烦﹐当她离开时，立即有两个便衣跟了上去。
（一）文件说：大学校园不准散发印刷品
过了一会儿，副处长回来了，拿来份《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国家教委1990年的文件，我问：“这是1990年的文件，过了十几年，没有宣布作废吗？”他不置可否，挑出第十条给我看，其中有“散发宣传品，印刷品，应当经过学校有关机构同意。”
我问：“条文中还规定‘告示……广告等，应当张贴在学校指定或者许可的地点。’为什么我昨天贴出的清明祭奠文章被撕掉了？”
他说：“张贴的事我们公安处不管。”我看当时的架势，一个人无法对付这些“公安”，只得撤退。回头找不到我的朋友们，我怕他们被抓，就到餐厅内部去找，一位 “公安”跟上来对我说：你找那位朋友吧？他已经出南门回去了，看来他们一直在注视我们，我想在这里久留，“公安”也不放心，于是就骑车带着物品回家。三个人都先后平安归来。
既然公安说，张贴的事他们不管。下午我们两人就打的去了山大老校（洪家楼），张贴“清明祭奠专辑”，共14张，周围有便衣，看的同学很多。在张贴和与同学们讲话时，我把印刷品放在旁边，用石头压着，任同学们去拿，这就不算撒传单了。
（二）我给学生讲赵紫阳
有人问：赵紫阳是谁？我就给他们介绍，人越聚越多。最多时约有30多人。我说，赵紫阳当过国务院总理七年，后来接任总书记，人们公认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卓越的作用，七十年代有句民谣，在全国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当时赵紫阳是四川省委书记，力主改革，四川粮食年年高产。万里当时是安徽省委书记，这两人都是经济改革的闯将，贡献多多。
后来赵紫阳当了国务院总理，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提倡党政分开，在国务院的各部委推行废除中共党组的改革，以便使行政首长能独立行使权力。1989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支持大众的民主诉求，反对调军队镇压学生，主张走民主、法制途径解决问题。高层让他检讨，当时如认了错，即使不当总书记，也可保留政治局常委或委员，能继续享受高官厚禄。可是他拒绝检讨，宁愿不做官，也要坚持真理。结果被软禁了十六年，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2005年去世。对这样一个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的最高领导人，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不惜丢掉高官，忍受软禁的人，品德是高尚的，事迹很感人，值得我们追思，悼念。
我写的《清明祭奠专辑之五》《清明祭奠专辑之六》都是悼念赵紫阳的。
（三）我给学生讲蒋介石
我贴出的《清明祭奠专辑之七》是《为什么要悼念蒋介石》，学生对此很有兴趣，不断提问，为此给他们讲了不少，还讲台湾历史。我说：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杰出的贡献，我不是说他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有人说他专制独裁，其实对专制独裁也要分析，很多国家领导人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战争状态下，看起来很专制很独裁，但这是当时环境的要求，也可以说有一定必要。比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当时战事紧迫，有一些重大的事，他来不及让议会讨论，就自己做出决定，好象是独裁，其实是必要的。美国总统任期是两届，但罗斯福却连任总统四届，这是不是专制？是不是独裁？是不是违宪？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当时的世界大战那么紧张，如果进行竞选，候选人互相辩论造势，会不会泄密？会不会被日本间谍破坏？所以当时的罗斯福连任四届，不能说是专制、独裁。
蒋介石1949年到了台湾，他所遇到的情况和二战中的罗斯福不尽相同；当时大陆要解放台湾，双方剑拔驽张。台湾的兵力远远不及大陆，要防备大陆军队渡海，登陆台湾，他必须用最大的精力去关注军事。在这种状态下，当然有些独断的行为和专制，也可能会误伤一些人，对当时的蒋介石，应该放到历史环境中去评价。
蒋介石在台湾的功绩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其一是，他在台湾主政二十余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台湾成了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有蒋介石的功劳，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财政开支有50%用在军费上。我问同学，你们知道亚洲四小龙是哪些吗？很多同学不知道，有些同学答对了。
蒋介石在台湾的另一项工作是进行改革。比较著名的有：推行台湾的和平土改，推动台湾的地方自治， 50年代初，台湾的乡镇长已经直接选举。后来又实行县长的直接选举。
蒋介石在台湾的第三个功劳，是他捍卫了中华民国的法统，法治比较独立，新闻比较自由，有很多私人的媒体可以表达民意。
第四，他加强军备，防止外界的的武装攻占。最近马英九讲到蒋介石的功劳时说：“如果没有蒋介石，台湾早就进入了铁幕。”这也有蒋介石的功劳。
同学们提了不少问题，我都一一问答，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也介绍了自己。
（四）公安和平民在照相上的不平等
“公安”在不断地寻找角度，从远处给我照相，我心想：我敢贴，敢讲，还怕你照相吗？我出现在公共场合，公安可以随意照相，如去年选举，这次的宣讲清明，祭奠先人，他们都给我和我周围的人照了很多相。但是平民照相的权利，却受到很多的限制，有很多不准照的讲头。如昨天在山大新校我们的照相只因为其中有一个便衣 “公安”也被照进去，他们就一定要把那张照片消掉。有次我去山东省委办事，在门口的出租车里给大门照了个相，结果被警卫强迫消去了相片。再如2006年我们在沂南声援陈光诚，摄影留念，警方说我们的照片中包括了警方的人，硬是抢走相机。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在武汉给一些在公园讲法律的维权人士照了相，结果也被收走了相机。几天前济南维权人士张金凤，也因为在维权现场拍照，不但被收走了相机，而且还被关押了十天。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中国大陆的警方具有一般公民所没有的特权，他们借由自己的特权，可以任意照相，并且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要求公民消除相机中，他们认为不合适的照片，他们可以抢走某些公民的相机。
他们要达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无非是害怕公民把他们的恶行拍照下来，公布出去。
警方强迫拍摄者消去照片，甚至抢走相机，这种现象，不但多次出现在济南，还出现在武汉，沂南，由此分析，这很可能是中央某个部门统一下的令，看来在将来的立法中，应该把保护公民的采访权，记录权，做为一项内容固定下来。
（五）和公安周旋
我与同学们讲了好一阵子，那位副处长又来了，说：“孙老师，你到我办公室，和你谈谈。”我说我不能去，有什么话你在这里当大家面讲吧。他一定要我去，我就说：“你有逮捕证吗？你有拘留证吗？有传唤证吗？”他说：“哪里的话。”就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看来有点火，对我粗声粗气地说：“我要你到我办公室，告诉你，我只等二分钟。”我装没听见，继续讲，过了一段时间，他出来对我说：“孙老师，你讲话，围了很多同学，会妨碍交通”；我对站在后面的大学生说：“后面的同学都往前站，让出路来，不要妨碍交通。”这时，几个公安一起出来，哄走了同学，但很多学生还是站在远处不愿离开。我看天色已晚，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这时不少同学走过来，要求和我一起照相，留念，我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有同学一直送我，并索取专辑。
二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一直在听我讲话，出了老校校门，还一直送我很远。一位山大老师要了很多“专辑”，他说，明天代我散发；另一位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是57年的老右，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回到家里，天色已暗。
（六）四壮汉骚扰民宅
我进家已经很疲劳，刚坐定一会儿，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有四位彪形大汉，自称是“网友会”的成员，要和我“交流”，还不等我回话就进了屋，东张西望，要拿走我的资料，我一看不对头，就请他们出去，他们竟说：“我们是来和你交流的，你网上发表的观点很不对头。我们不同意，要和你交流。”我说：你要交流我欢迎，但要先约好，今天没空，我还要去会朋友。他们说：我们和你一起去。我说：请吧。等他们出来，我关上了防盗门，他们在门外又嚷嚷了一阵。
这显然是一次骚扰民宅的行为，是违法的，是谁指使的，也可想而知，但是到哪里去讲理？我还是休息要紧，明天还有去英雄山祭奠英烈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