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工会是天使还是魔鬼
1、 工会本是什么
工会，或称劳工总会、工人联合会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这个共同利益团体诸如为同一雇主工作的员工，在某一产业领域的个人。工会组织成立的主要意图，可以与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等等。
2、中国式的“党”工会
从中国工会章程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可见工会事实上就是党的一级组织，是党的代言人和工人阶级掌控人的中间过渡角色。
从传承上看，中国工会当初按照党的“斗争”需要成立，母体就是“党”，所以从诞生之始就被牢牢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不论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工会祇“对党负责”的本质属性从未改变。因此之故，它不会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代表党利益。工会的使命是控制、监督、约束工人，使工会失去了为工人自主维权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和“斗争性”，已完全脱离了工会的本义和初衷，成为“党教”的一部分了。
前总工会主席尉建行说过：“工会不要成为党的附庸，要不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反观如今的工会，早就不伦不类，近期又冒出针对农民工的所谓“工会”来，想想更是别扭——到底是工会，还是农会，还是党会？到底是代表农民还是工人？遥想当年，我党不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鼓动工人罢工上街，让农民参加起义，今天为何对自己曾经得以起家的革命理念如此排斥？
3、帮手充当“打手”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大范围停产倒闭，其中1.3亿农民工有2500万人因此瞬间失业。因为回乡或无地可种或收入无保，外出又无工可做无处可去的落迫现状，使他们成为09年最引人注目的盲流大军。
针对目前总数已经高达2500万的返乡农民工，全国总工会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声称欲对1000万名农民工实施以就业援助为重点的综合援助措施。
新华社说：“呵护农民工，中国工会双臂越张越大”——“呵护”总比欺压、践踏好，可为甚么不能自己做“主人”而祇能被“呵护”呢？这难道是真的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让农民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话语权吗？
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强调，农民工大量失业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已引发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之前就已派出多个督导小组奔赴各地，以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孙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
忽然以“自家人”面目冒出来的总工会好事未做，先当打手，从名为为工人服务，赤裸裸蜕变为替党安抚镇压农民工的“黑打手”。把工会组织扭曲成类警察组织，是无知的越权，做贱自己。毫无疑问，从代表农民工利益入手，是想让农民工降低警惕，所谓的“帮扶、关心”原来是为了防范，能拉则拉，不能拉则打。
巧得很，如果没有官方所谓的“敌对势力渗透说”为农民工鼓噪呼喊，全总还真不把农民工的生死当回事。看来中国农民要真正成为支配自已土地和劳动的主人，中国农民和农民工要挣脱世界上最悲惨人群的命运，还要靠自己团结奋斗。
二、“敌对势力”正是自己
1、 把农民工当作敌人
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春节后发布了“一号文件”，说的是危机对农民的影响，但政府并非把这一话题仅仅视为经济问题，实质它把2500万农民工的失业与国家安全直接联系起来，本意决不是怕农民工失业，而是怕农民工因失业而造反。
因一直视农民为无物，加之对经济前景盲目乐观，忽视了歧视性的农业政策可能会造就更多农民工的现实隐患，也就根本没有设计过发生意外时有效合理的应对之策，故危机一旦出现，除了慌乱无章就祇有暴虐残忍，将一场本来应该和风细雨的阶层利益互动拉升至可能引发国家政权更迭之危的敌我对抗上来。
虽然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压力面前，在对待群体性事件上从高压态势弱化为低压，“一般情况下原则上不动用警力”，但离中国社会的阶级和解之需相差甚远，处于进退失据、欲放还收的矛盾之中。
据《南方都市报》2008年12月30日报导：作为地方政府的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4所新监狱和扩大25所老监狱的计划。而且，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增设“城管警察”用以应对社会不稳定力量——这更是明显的“备战”而非“和解”，是以暴应暴，一道死路走到黑。
2、天下皆敌
党文化的不妥协性，“得益”于非友即敌的宗教传统，是长期以来习已为常的“斗争”理念的自然延续。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对内部矛盾胡思乱想，动辄上纲上线，生硬要将一国之民分为“同志”和“敌人”，口头高喊不再搞“运动”但实质上却以“行动”之名大搞阶级压迫之实，虽然身处新世纪，却还停留在马恩列思毛的专制窠臼中不能自拔。
政府凭空虚拟制造出来一个“敌对势力”，是“历史强盗基因的恶性遗传”（新华社针对法国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青铜雕像的评论），为的是兵戈未动舆论先行，在将来“有必要”打压时时候能够“出师有名”。
其实“敌对势力”不是别人，而是当权者自己。它从不将别人当人看，自然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它祇能成为别人的“敌人”。当天下所有人都成为“敌对势力”的时候，做贱的当权者也将自己变成了天下“公敌”。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如果不积极遏制革命伦理的昌兴，清除革命文化的恶劣影响，继续打压民间合法的政治性诉求，必然会导致民间的激进主义和革命思潮抬头，最终会葬送几十年的改革成果，将社会拖入动乱的边缘。中国政府没有保护公民的能力却时时侵害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甚至伤及生命，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最严峻的挑战。
三、为自由和尊严而战
当农民工怀着迷茫和胆怯初到城市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当农民工无助地流落街头衣食无着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当农民工自己就业、失业、再失业、再就业不停奔波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当农民工为党国的GDP默默地奉献宝贵的青春和人生梦想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当农民工被剥夺了正常工作以外的人生自由和尊严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当农民工为血汗工厂失去了手指、臂膀、健康甚至生命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当农民工被拖欠了微薄的工资或自寻知见或跳楼讨薪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现……可是，当血汗工厂大量倒闭，农民工涌向城市街头的时候，他们却“意外”地出现了，而且是打著名为“帮扶”的旗帜，实则是为了监督农民工，怕他们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危胁到某些人的权力和利益——这就是非农民工自己的工会的党工会的所做所为。
祇有伤心的失去了家乡和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没有敌对势力，如果有敌对势力的话，是当权者的贪污腐败和私欲私心。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既为“人民公仆”，党“母亲”，又何必疑神疑鬼，大搞警察统治，将自己的“子民”农民工当“敌人”？将一个个正常的公民视为“敌对势力”，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它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是人类一大奇观。
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当中国农民的代表——农民工们奋起抗争，高呼“为自由和尊严而战”的时候，也许噩梦真会成为现实。
（2009.2.28）
作 者 :荒原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9年3月26日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