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3月16日讯】重庆开县，一个并不富裕的丘陵之地，劳动力约九十万人，其中五十万是离家打工的农民工，每年农民工汇回开县的款额近三十亿人民币。然而随着大量沿海企业倒闭或减薪，年后的农民工失业潮正席卷开县……
开县的难解问题是现今许多中国农村的缩影，高失业率深埋社会不稳定因素，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构成挑战，也暴露了中国政府制度性地压抑中国农民创业的恶果。
返乡之后，不会耕地，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失业保障，甚至没有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的农民工，该何去何从？
农民工失业潮考验中国稳定
文 ◎ 季达
失业问题从来都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发源点，尤其对实际上已当了十多年产业工人的“农民”来说，缺乏基本的退休、失业和医疗保障，一旦失去工作，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坐不住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在二月份的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作为副部级的中共官员，孙书记的讲话带有明确的“中共特色”：一切困难都是敌对势力所为。
然而，这个讲话却明了显示了中国农民工失业问题的严重，及其可能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
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村问题权威专家陈锡文二月初表示，在全国一点三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两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他并且认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潮尚未见底，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和集体资产处置等四大领域的问题。
“失业问题从来都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发源点，”美国社会学者刘晓竹表示，“尤其对这些实际上已经当了十多年产业工人的‘农民’来说，缺乏基本的退休、失业和医疗保障，一旦再失去工作，其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
农村收入骤减
首当其冲的影响，是导致中国农民收入的停滞甚至下降。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的山区省份，经济极为不发达。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胡晓登研究认为，农民工返乡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造成严重影响，直接降低农民人均纯收入。贵州失业农民工返乡达到一百万人，就意味着农民纯收入增幅降低一半；如果失业农民工返乡达到两百万人，就意味着全省农民增收为零。
贵州省社科院预测，二零零九年，贵州因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人数将在一百三十万人到一百五十万人，加上二零零八年返乡的五十万，按两百万人计算，贵州农民减收与增收相抵销了。
二零零七年中国七点五亿农村居民的收入大约为三点一万亿人民币（下同），如果两千万农民工全年失业，按照每人每年一万五千元收入计算，中国农村居民损失收入三千亿，等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10%。而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每年增长幅度大约只有4%～5%左右。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约50%来自“务工”，即农民出外打工，30%来自乡镇企业，农副产品收入只占20%左右。而近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衰微，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增长，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约60%。也就是说，农民工收入下降，将对中国农村居民总收入构成巨大的影响。
重创经济转型契机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投入和出口，这种单发动机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结构损害甚大。这种损害在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体现的十分明显，一旦国际市场疲弱，中国经济立即发生巨大波动。
中国政府和学者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况。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很多学者都在呼吁解决这种单一增长动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国内消费。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因此刺激中国国内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向健康结构转化最重要的环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消费比例（消费金额占GDP的比例）下降到50%之下，而通常正常国家的这个比例在70～80%左右。在经过十多年的“刺激内需增长政策”之后，中国国内消费比例竟然下降到40%之下。
中国政府和经济学者无一不把目光放在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二零零七年，中国农村终端消费比例，占农村居民收入的65%左右，远远超过城市居民点的消费。然而，这种高比例消费实际上是由中国农村普遍贫困造成的。
美国某投资银行经济师简先生分析说：“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收入增加十元，可能就必须消费九元半，而对于城市居民，尤其是高收入的城市居民，收入小幅度增加根本不会影响他的消费。”因此他认为，中国刺激国内消费成长的重点，应该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当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下降或者减少，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治安恶化和群体性事件频发
失业率高从来都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只计算中国城镇居民失业水准的统计数字，根本无法反映中国真实的失业水准。一般估计，中国真实的失业水准大大超过官方的数据，从最低的10%失业率，到最高24%都有。
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反映出中国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将大为增加。
“每当淡季的时候，这边的犯罪率都会增加，”东莞某镇一位派出所警察表示，“企业淡季通常就是我们的‘旺季’。最近企业倒闭增加，本地抢劫盗窃的刑事案件，最近两三个月大概增加了两倍。”
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统计，中国的严重刑事案件，有大约70%是失业农民工犯案。
此外，随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失业增加，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
二月十四日，浙江桐乡市爆发五千民工和五百警察之间的冲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由一宗交通意外引起的冲突中，主要来自河南的数千民工用木棍追打警员，警员则以警棍还击。当局后来派出逾千名武警到场控制场面，拘捕了最少二十人。事件共造成一百多人受伤，六辆警车被破坏。
一月十六日，安徽省芜湖市一千多名民工为追讨欠薪，堵住该市中江桥示威，当局调派五百名特警及一千名武警前往压制，结果引爆警民冲突。
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民运资讯中心去年七月也报导了一起发生在浙江省的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该省玉环县坎门镇民工因不满其中一名同伴受到恶劣对待，围堵当地公安局，并砸毁汽车及电单车，最后导致三十多人被捕。
“半年到一年之后，失业民工存的钱花光了，既不能在外找到工作，而又不愿意或者不会种地，问题很可能就会集中爆发。”八十年代曾经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现在旅居美国的程晓农分析说，如果加工经济不能在一年内复苏，中国政府将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工返乡有利基层民主？
然而，农民工失业返乡，也并非都是坏事。湖北潜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就认为，返乡民工对当地基层乡村政府官员会构成很大压力，甚至在基层选举中充当重要角色。
“这些人往往见过世面，对城市生活比较熟悉，基层的官员不容易忽悠他们。”姚立法表示，“再加上这些人往往是农村青壮年，知识水准相对较高，他们留在农村，可能对地方官员压力很大。”
北京的官员对此也有所警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就强调，在爆发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地方官员不能自己躲起来，只派出警察镇压，导致矛盾激化。他要求地方政府官员要“到第一线化解矛盾”。
程晓农则分析说，很多农村地区的地方官员水准很低，不见得能够说服这些“见过大世面的返乡民工”。
社会学者刘晓竹也认为，这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对于地方基层官员来说会是非常头痛和棘手的问题。
北京的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能带回去一些比较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如果引导得当，对中国政府近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或有其有利的一面。
政府缺乏整体制度部署
农民工这个名词，是中国独有的确认某一个团体的词语。把“农民”作为工人这种职业的形容词使用，在任何一种语法中都会显得十分突兀。
农民，在中国不仅仅代表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烙印。在中共建政之后，“农民”的意思并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而是指户籍被确定在非城镇地区的所有人。
近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极快，但农民变为非农民的过程，仍然由中国官方全权控制而非由个人意愿所决定。“农村户口”不仅仅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也包含了背后很多和政治及经济地位相关的内容。比如农民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子女不能在城市中就学，不能任意出售自己的住房，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失业保障，甚至没有基本医疗服务保障。
“土地所有权是问题的根本。”美国纽约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认为，“土地其实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但在中国，这种资产不能由农民自己处置，这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变成了一种剥夺农民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农村最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和地方政府征地拆迁有关系。农民失去了自己拥有的（以集体的名义拥有的）土地，只能获得很少的补偿。按照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政府给农民的补偿，大约是农田三年产出价值的数值。由于农业生产产值不高，所以补偿的金额通常非常低。
中国目前存在三千万“失地农民”，没有土地耕种的人仍然被称为“农民”，大概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有恢复中国农村居民对土地的所有处置权利，中国农民才可能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否则永远是二等公民。
然而，这个问题和户籍管理制度一样，涉及到中国政权体制的根本变化。中国不愿意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理由是“必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有序管理”；而不愿意恢复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则主要是经济角度的考量。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近年一大半由征收农民土地的差价所得，因此即使中国通过了所谓的《物权法》，中国农民仍然无法保障自己的财产权利。
中国农民不是包袱
“小农意识”、“农民思想”，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代表了落后、保守、自私、狭隘、封建等等负面的意思。然而中国农民最优秀的品质，刻苦、勤奋、创业精神，却往往被忽视。
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一度为外国赞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经呼吁英国人学习中国人的创业精神。然而她没有说明的是，这种创业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农民精神”。
和产业工人及城市中产阶级不同，也和传统的西方农村不同，中国农民是自耕农，每一个农民就是一个“企业领导者”。他们必须从开春开始，对天气、市场、价格和劳动力等等各方面进行预测，然后决定生产计划然后加以实施，最后直到农产品出售之后，才完成整个农业生产。这个数千年的农耕传统，造就了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思维。
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基本上由农民进行。从早期的包产到户，到后来的乡镇企业。即使是现在，中国最有名的一批企业，仍然是中国农民所创立的，比如广东的几家著名家电企业。
不过，中国农民的这种素质却被制度性压制所破坏。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政府在制度、资金、资源使用等等方面，压制中国农民天生和本能的创业精神，使得一度活跃的中国乡镇企业停滞不前。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创造就业最重要的环节。这方面中国有最好的条件，中国的制度压制了农民创业，政策向垄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过分倾斜，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政策失误。”财经专栏作家廖仕明评论说：“目前大量农民工失业，导致中国社会问题丛生，其实是这一政策的后果。”
中国失业农民工缩影：开县
文 ◎ 季达
开县，因全县有三分之一人口“出口”到全中国做农民工而闻名。过年前，这个重庆“劳务第一县”大约有十二万民工如候鸟般返乡，然而与往年不同的，他们中的四分之一没能在过年后回城市……
最近两个月，开县政府官员忧心忡忡，日子相当不好过。除了要接待北京和市里的官员之外，中国各地媒体记者也蜂拥而至，他们的目标，都是开县的农民工。
开县位于重庆市区东北部三百多公里处，属于山地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好。让开县闻名全中国的，是这个县出口的“农民工”，竟然占到县人口的三分之一。
农民工收入占县GDP三分之一
开县人口大约有一百五十万。按照当地政府的数据，该县劳动力约九十万人，其中五十万是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每年出外打工的农民工通过邮局汇回开县的打工款接近三十亿人民币，这对一个年GDP只有九十四亿（二零零七年）的农业县来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考虑到开县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大约五、六亿元，当地政府官员对农民工问题的担忧，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开县政府在广东、浙江都设有专门的办事处，专门为本县民工和当地政府打交道。
开县驻东莞办事处，是开县最大的一个外派机构。“开县在广东的民工有二十多万，东莞就超过十万。”办事处一位职员说：“我们主要负责和这里的官员搞好关系，帮开县民工讨薪和争取权益。”过去几年，开县民工在广东的一些水电工地遭工头殴打，甚至有致死的情况出现，办事处都曾经出面处理。
“东莞的情况可能是最糟糕的，最近失业的外地民工确实很多。”这位职员证实说。到今年二月初，开县回乡的农民工大约有十多万人，其中一半多因为失去了工作而滞留在家乡，不再外出。这个比例，和北京统计的15%农民工失业率大约接近。
“我们担心的是，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开县一位官员表示，“不少失业的人还留在当地找工作，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们也可能会陆续回来。”
五大行业农民工失业严重
“厂里生产的羊毛衫没了订单，厂垮了，老板跑了，我们拿不到工资，就回来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张红光几句话就说清了他返乡的原因。重庆当地媒体报导说，二月五日，大年正月十一，开县大德乡龙王村的村道上异常冷清，而往年这个时候，满载着民工的包车，忙着赶往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村支部书记王连魁说，过年前返乡的近一千一百名村民，像张红光这样没有再出去的人有50%。
过年前，有重庆“劳务第一县”之称的开县，大约十二万民工如候鸟般准时“飞”回了家乡，与往年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四分之一没能在过年后“飞”回城市。
在开县，像张红光那样因企业垮掉被迫返乡的是少数，大部分人是由于打工收入下降，主动放弃了工作，回家寻找机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从事毛纺业的民工。
目前，开县外出的四十多万民工中，有三十万以上聚集在毛纺、服装、拆房、餐饮、家具五个行业。由于毛纺业是外向型产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大，民工工资下滑也最厉害。张红光说，在广东东莞一带的毛纺厂，熟练工基本工资每月为一千至一千两百元，这个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支。但如果争取加班，平均每月可以挣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元，一年积攒下来的，实际上也就是七、八千元加班费。但企业订单减少，没有了加班机会，打工也就失去了意义。
中国官方公布的一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纺织业只有30%，显示中国的纺织业仍处于严重衰退的过程当中。大德乡是开县毛纺民工的主要输出地之一。全乡二点九万农村劳动力，有50%长年在外务工，其中又有50%在广东、浙江等地从事毛纺业。据大德乡党委书记徐燕兵介绍，今年过年有三千多名民工返乡，其中有一千五百名在过年后没有外出。
民工失业全县收入降6%
“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开县温泉镇的一位官员表示，“我们要对回乡民工数量和去向做统计，每隔两个星期都要上报，晚两天都来催。”事实上，这个统计要求是北京做出的。“就业的真正挑战将在春节之后到来，”中国媒体引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部官员的话说，农民工返乡就业已经成为无法回避并且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还会出来打工，才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以重庆开县为例，即使是只有10%的农民工失业，按照每人每年工资收入一万两千元计，开县的收入将减少六亿元，相当于该县GDP的6%。
正是因为面对如此难题，开县政府对农民工失业开出了由五味药组合的药方。一是制作“开县返乡民工就业援助卡”十万余张，让他们了解县委县政府的援助方式、援助项目，重树信心，尽快走向就业岗位；二是建立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绿色通道。在县人力资源市场开通了二十四小时就业咨询服务热线，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收集和筛选了一批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通过短信平台向广大农民工免费提供就业资讯；三是组织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四是启动实施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开展农民工小额贷款试点工作；五是强化农民工有序输出服务工作。抽调专人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主要劳务输入地区的联系，准确掌握用工数量、行业工种、工资待遇等需求情况，调整输出方向。
这味药的重点，还是要鼓励开县的民工再出去。“我们这里闭塞，搞农业办企业都没大出路，还是得出去打工。”从广东东莞回乡的农民工黄先生这么说。黄先生在东莞一玩具厂工作，玩具厂去年八月就倒闭了，黄先生和几位老乡一起打零工，希望能够再找份工作，但到过年还没有找到。“那边工厂不行了，好些厂都关了。他们几个还要再等等看，我先回来了。”
消费低 回乡创业不容易
温泉镇的小张也有同样的想法。小张在东莞的建筑公司打工，年底失业回到开县。“想在家住一段时间再说。”小张说：“老板说两三个月，最多半年情况会有好转，那时候才回去。”
开县政府从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开始发现民工外出少了，调查发现情况和往常不同。开县政府在重庆市的要求下，开始鼓励回乡民工创业，并且规定回乡创业的民工三年不缴纳工商营业税。去年最后三个月，开县个体工商户开户登记增加了六千多户，占该县所有个体工商户总数的三分之一。
“创业哪那么容易，”小张在电话中对《新纪元》记者表示，“没有资金，也没有什么产品可买，开县这里的人没什么钱，生意并不好做。”
当地一位乡政府官员说，不少返乡民工买了摩托车，当起了摩的司机（以摩托车载客收费），收入并不好。“从广东回来的这批人，很多存了不少钱，但大部分都只能做小买卖。”这位官员说：“开县这地方不富裕，大家消费都低，没有什么太好的生意。”
不会耕地的“农民工”
除了在本地创业之外，回乡农民也可以重新耕地。“耕地我们不行，”今年三十六岁的老黄表示，“我十六岁出去打工，回到开县，地里长的是苗是草也分不太清楚，时令都不晓得，耕地不是办法。”
老黄和小张都已结婚，孩子和老人留守家乡，妻子也在广东打工。因为这样，家里的承包田由老人打理。他们表示，村里有些家里老人没了，小孩都在广东，田地荒废多年，最近两年转租给四川来的农民。最近，有些人回乡之后，只好把承包地要回来，那些四川的农民只好离开。“都不容易，但没有办法，种地起码能自己吃，比没有强啊。”老黄这么解释。
事实上，重操耕地旧业对当地民工来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小张家总共有两亩半田和三亩山坡地，“除去化肥农药和种子，一亩田一年下来就得个两三百元，还没算人工钱，说实话还不如在深圳要饭。”小张中学没毕业就到广东打工，从来没有耕过田，而且他也不愿意再过农民的日子。
就业压力问题严重
和重庆其他县一样，开县也尝试在本地招收这些返乡民工。开县县政府网站说，过去三个月，开县为一万多名返乡民工找到了本地工作。不过，小张认为这里的工资太低了，宁愿过两个月再到外边去找工。开县本地民工的工资，大约在六百元左右，只有在广东打工的一半到三分之一，对见过世面的开县民工来说吸引力并不大。
对于这批回到家乡的开县农民工来说，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回到沿海找到工作。对于开县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工作方向。开县和全国多个省市劳务公司签订了合约，由县政府担保他们在本地招请工人。
“情况不是太好，”一位县劳动部门的官员说：“估计要等到下半年情况才会好转，今年加上中学毕业的，新增劳动力会有一万三千多人，就业的问题会更为突出。”◇
失业农民工知多少？
文 ◎ 何海青
由于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大量企业开工不足或被迫关门，大量农民工失业，酿成了提高到“政治高度”的失业潮。究竟全中国有多少农民工已失业？
中共官方曾于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发布了《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二零零三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2.92亿，全国有劳动能力（十六岁以上）的人口为9.99亿，其中城镇4.24亿，农村5.75亿；二零零三年，中国城乡从业人员达到7.44亿，其中城镇从业人员2.56亿，占 34.4%，农村从业人员（潜在农民工总数）4.88亿，占65.6%。从一九九零至二零零三年，全国城市和农村共增加从业人员九千六百八十万人，平均每年新增七百四十五万人。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发布的二零零八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结果显示：至二零零七年底止，中国城市人口超过六亿，而农村人口超过七亿。如果按上述白皮书中农村人口与农村从业人员的比例来计算，至二零零七年底止，全国农村从业人员总数（潜在农民工总数）稳超五亿。
实际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按目前一个被引用的最多的说法，全国农民工约为二点五亿，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总人数达到了一点三亿人。
据《21世纪经济报导》，胡小燕是二零零八年的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她的背后是广东全省三千多万农民工。二零零八年三月份的两会期间，胡小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代表一点五亿农民工。这表明，现在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至少达到了一点五亿人。
失业农民工达两千八百万
由于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也受到巨大冲击，大量企业开工不足或被迫关门，加上前期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限制，令大量农民工失业，酿成了提高到“政治高度”的失业潮。
据中共人民网报导，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全国约有两千万农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今年有两千五百万农民工就业面临很大压力。这是中共官方首次公布农民工的失业情况。
陈锡文表示，这个资料是由农业部的一个抽样调查，结合二零零八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总人数约一点三亿为基数计算出来的。不久前，农业部在农民工输出比较集中的十五个省（一百五十个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一点三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
换句话说，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失业率为15.3%。如果农民工的基数是一点五亿而不是一点三亿，再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失业的农民工将达到两千八百万人！
民工行业恰是倒闭重灾区
然而，实际的失业农民工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因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为建筑业、加工企业及服务业，而这几个行业受到的冲击现在还难以估算。
以建筑施工行业来说，有大陆业内人士分析，由于房地产惨淡，大陆民间资本投资建设项目因危机暂时搁置或取消，使得建筑施工人员需求大幅降低。故中共声称的四万亿救市提供的新增工作机会与原本由房产建设、民间资本建设提供的就业岗位缺失两者大致相抵，建筑行业需求并无明显增加。
而加工业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外贸加工企业订单量明显下降，大批依靠外贸生意的工厂倒闭，而这点对加工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年前已有大批企业倒闭，故行业对年后普遍预期不乐观，年后都会选择缩小规模来求生存。而广东、福建、及浙江等省，一直就是民工打工大省，也同样是外贸加工企业聚集的地区。
所以，年后这三省外单加工类的企业对民工需求会比年前预期的要低很多。而那些对应内部市场的企业，由于经济危机，内需因民众对经济缺乏信心一度走弱。换言之就是，老百姓不敢消费、省着花钱，所以国内如服饰、电器、数码产品等高附加价值商品销量下降，企业也就不需要这么多人了。
服务业方面，从过年的餐饮业销售额就能看出，年后会有大量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可以生存的餐饮娱乐场所，面临经济增长低迷的竞争压力。这些规模不大不小、档次不高不低的餐饮娱乐场所，将是因竞争而倒闭的重灾区，而其恰恰也是雇用民工的大户集中区。因而众多第三产业企业的难以生存，使得农民工就业问题进一步堪忧。
各省农民工失业返乡概况
广东：失业农民工四百六十万
广东是吸纳农民工的主要省份之一，根据大陆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说法，她的背后是广东全省三千多万农民工，表明广东的农民工数量超过三千多万。
目前广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农民工失业资料，如果以陈锡文公布的全国平均15.3%的失业率来计算，广东的农民工失业人数达到了大约四百六十万人。
不过，从广州、东莞和深圳三个主要接纳农民工的区域的经济运作情况来看，农民工在未来的几个月失业情况可能要比这个数字严重。
在深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深圳市一直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据《南方周末》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八日发表的“农民工就业调查”报导，深圳每季度的求职缺口约四万人左右，求人倍率均在一点二八以上，即一个求职者对应一点二八个岗位。
但从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以来，深圳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情况出现拐点，由原来的“招工难”变为了“找工难”。第四季度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人数为一百五十万七千人次，入场求职人数为一百六十一万人次，岗位缺口十万三千人次，也就是说，一个求职者对应的只有零点九四个岗位。
二零零九年一月，深圳的求人倍率为零点七九，即一个求职者对应的只有零点七九个职位，而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的求人倍率为零点九四，金融海啸爆发之前，这个数字是一点二八，即一个求职者对应一点二八个岗位。
按照一月份深圳的求人倍率来计算，深圳市的总体失业率高达21%。而深圳在这场金融海啸中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因为它的高新产业起步早，成效大，全市的高新产业据统计已经超过了40%。所以，其他地区的失业情况也就可以一叶知秋了。
在广州，据《南方都市报》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报导，广州今年一月地区经济总量的增幅仅为7.6%，比二零零八年同期12.3%的增幅相比有很大回落，几乎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未见。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表示，二零零九年确实是广州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在东莞，二零零九年一月份东莞外贸进出口总值为五十五点六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8%，跌幅比全省平均跌幅11.7%高出几倍，属全省跌幅之最。
二零零八年一月份，东莞的进出口还有29.2%的增幅，但今年一月份的表现不比往日，剔除过年假期的影响之后，甚至比去年十二月份还下跌了17.5%。海关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危机对东莞经济造成的影响还远未探底。上述资料来自《南方日报》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的报导。
浙江：商贸活动大幅减少
作为另一个农民工落脚处的大省，浙江今年的情况也很反常。一方面，商贸活动大幅减少，据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日前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常情况下，浙江海域通过的商务船占了国内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最近从浙江海域通过的商务船数量连续下降，由二零零八年十月减少12%，接连下降至今年二零零九年一月减少达52%。
另一方面，农民工过年返乡一去不回，令一些传统行业如纺织服装业出现招工难的现象。郑宇民说，过年之前，从浙江返乡的农民工每天高达十万到十一万人，这一数字是前所未有的，且这些农民工都是提着大包小包回去的。
但过完年后，每天回浙江的农民工却只有五万人，且都是小行李的，情况很反常。他补充，过去民工返城都是超过返乡数量的，“如果回去是十万人，那么回来就有十一万人，因为他们返城时还会带上同乡。”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高劳动强度的行业如纺织厂在浙江常熟、象山等地招不到足够的工人。
河南：七成农民工窝在家
资料显示，河南省农民工总量突破两千一百万人，在中国各省区中居第一位。其中省外输出量超过六成，且九成以上的外出务工者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
据最近河南省劳动保障厅的监测资料表明，二零零九年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外出务工劳动力返乡，目前，真正返城务工的劳动力不足三成。
换句话说，至少该省目前有一千一百三十四万以上的农民工由于就业形势等原因，尚没有出外打工的成熟计划。与之相对，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和二零零八年，该省每年过年之后的返城劳动力，都在97%左右。
该省三年来主要输出的劳务工种有厨师、建筑工人、保姆、服装加工和保安等。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附近的省区或者城市。
四川：八成返乡者盼外出打工
新华网二月十七日报导，至二零零九年一月底，四川省共有二百一十二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其中82%的人有继续外出打工的愿望。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罗茂乡在会议上说，四川是中国劳务输出大省，二零零八年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二千零二十三万人，其中向省外输出一千一百八十八万人，全年劳务总收入约一千二百二十八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50%。
湖南：两百八十万农民工回流
湖南也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截至今年十月底，全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一千两百零三万，其中跨省转移九百零二万人，占75%。在跨省转移的农民工中，又有70%在广东就业。湖南省劳动保障部门预测，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将有两百八十万名湘籍农民工因找不到工作而回流湖南。
其他省份返乡概况
山东：作为劳动力大省，目前山东农民工总数约一千二百三十七万人。其中，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吸纳了70%以上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青岛、烟台。
安徽：据安徽劳动保障部门统计，截至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安徽省返乡农民工达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人。到二月十二日，节后全省仍有一百二十万返乡农民工留在家里，占返乡人数的近20%。
湖北：外出农民工总数约七百一十万人。截至二月四日，因企业裁员、减薪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全省返乡农民工人数达到一百一十九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6.8%。
贵州：二零零九年，贵州因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人数在一百三十万人至一百五十万人之间，占全省在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0%以上。
江西：江西全省外出务工人员为六百八十万人。跨省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该省一月份失业返乡农民工近五十万。
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中旬，广西返乡农民工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五千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七百六十万人的8.36%。预计过年后，返乡农民工将达到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人。
河北：目前河北省共有七百万至一千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外务工人员总计六百二十六万，其中在省外务工人数达到三百二十六万，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等地，从事建筑、餐饮服务等行业。
山西：山西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总数达四百七十万，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失岗返乡人数达到了一百万人。
陕西：据悉，二零零八年陕西省共有三百五十一万出省务工人员，其中，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的农民工为三十五万九千人，占总人数的10.2%。
重庆：在外务工人员达四百四十多万，一月份返乡农民工五十八万。
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
上述的资料仅仅显示了农民工大规模的显性失业，还有隐性失业还没有计算在内。毕竟，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返乡只是暂时的选择，因为中国农村的那点分摊到人均头上的土地，早已无法承载更多的劳动力，而且，经过了长期都市打工生活的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对都市生活有更明确的要求，他们待在农村，其实对他们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隐性失业。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民工大规模失业，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必须正视的命题。
──本文转自第110期>封面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