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方兴未艾的撤资潮，中国政府2007年决定“两税合一”时的倨傲已消失殆尽。那时，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30亿美元，世界500强中有480余家来华投资。面对这一“成绩单”，中国政府认为本国成了世界各国心向往之的风水宝地。不少外商为了落户中国，被迫向负责外商投资审批的各部官员行贿，如商务部官员郭京毅、邓湛、杜宝忠及国家工商总局官员刘伟等均因向外商大肆索贿而聚敛大笔财富。
但若要以为外商撤资潮只是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那就大错特错。笔者现为读者梳理一番近几年外商撤资轨迹。
一、始于两年前的制造业撤资潮
其实，制造业的撤资始于金融危机还未现身的2007年。2006年底，中国政府出台财税139号文件，公布了出口退税率下降方案，使企业出口的盈利能力下降。此后，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费用等不断上升，再加上宣布实施“两税合一”政策之后企业税负增加的预期，外资制造业零散撤离中国的状况就已开始发生，率先作出反映的是在华韩资、日资 及台资等制造企业。
上述制造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成为这类企业抱怨最多的问题。2007年，东莞、广州、深圳均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幅度20%左右。当时，越南工人每日最低工资是2美元，而深圳是4美元。
土地费用也日益让外商头痛。从2007年开始，广州开发区土地的起步价是600元/平方米，没有上限。而在2006年以前工业用地最高价格不超过400元/平方米。深圳、东莞等地的土地价格亦相应上涨。
在此情势下，韩、日、台资企业都开始寻找利润洼地，谋求将企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如有一家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台资工厂将其业务转移到了越南，使工厂的平均成本比中国降低30％～40％。日本不少机械电子部件厂家及工业公司从2007年初开始在越南设厂，并逐渐将部分中国业务转移至越南。
如今，这些最先从中国撤退的企业肯定暗自庆幸，因为就在他们撤出之后的2007年年末至2008年，企业破产潮几乎席卷了珠三角与长三角，不少企业血本无归。
二、外资银行的中国撤资潮
2007年，与外商制造业的窘迫相比，跻身中国银行业“战略投资者”的国际金融机构却志得意满。这些外资银行因为与中国银行业同进退，享有中国政府提供的种种便利，在中港两地股市赚个盘满钵满。
不过，这些战略投资者似乎并未打算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合作伙伴，不少银行到了三年“锁定期”，就将手中股票出手。第一个这样做的就是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2007年11月，淡马锡先后减持10.8亿股中国银行H股及2.8亿股建设银行H股，据估算获利在30亿港元以上――那时，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还远未到来，不少人还看好中国经济。到了2008年最后一天，即瑞银（UBS）持有中行H股三年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一天，UBS立刻清空所持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约8.08亿美元。完全退出了中国银行。紧接着陆续到期的外资银行都如法炮制，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以每股3.92港元减持建设银行56亿股H股，持股比例从原来的19.1％下降至16.6％，套现约28亿美元。 同日，李嘉诚基金会出售所持20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5.24亿美元。1月14号，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又悉数出清所持108.09亿股中国银行股份，套现约24亿美元。
中国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的改革始于1999年，最开始的试点是全国的110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共有25家中资银行引入33家境外投资者，引入资金212.53亿美元。
据估计，随着2009年4月28日的限售锁定期到期，高盛、德累斯登银行、美国运通也准备减持工商银行的股票。
对接踵而至的外资银行撤资事件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中国官方的解读是：这些急于“撤离”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均是因为财务状况糟糕，自身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与中国银行的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境外同业分析，主要是因为中资银行呆坏账率将上升、盈利能力下降。“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宣称：2009年中国内地银行的 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之利润率将收窄50%，平均贷款利率则会由去2008年6月的水平进一步下调300基点。在此预期下，内地银行的隐含坏账率将扬升 204基点。
三、外资撤离上市公司，“羊群效应”初现
外资银行撤离只是中国外商撤资潮的一股寒流。除了减持股票以外，不少外资也在陆续中止与有关上市公司的专案合作。
2008年8月7日至2009年1月9日，高盛旗下子公司减持西部矿业近8000万股，套现5亿，使高盛对西部矿业的持股降到了5%以下。以下粗略列举外资在上市公司的投资撤：
2008年11月，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撤回在亚洲风电业务的投资，导致金风科技子公司北京天润与BP共同开发内蒙古达茂旗风电专案的合作终止。与此同时，日本株式会社原弘产宣布撤出湘电股份控股的湘电风能公司27%股权。12月，航空动力控股子公司西安维德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之外方股东德国诺德巴克――杜尔公司决定撤退，将其持有的全部维德公司的股权40%转让给西航集团所属的西安西航集团航空航太地面设备有限公司。
上述撤资并非全部。作为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外资还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票撤离中国A股市场。2008年12月，QFII云集的中金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共完成268笔卖单，成交金额高达59.66亿元，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平安等权重股均为卖单。据香港联交所资料显示，摩根大通在2009年1月的头两个交易日中，分别减持了中国石化、中国铝业和招商银行三只中资股的港股股份，总共涉资达8.75亿港元。
四、外资为何忙撤资？
对于外资撤离，中国方面指称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外资公司资金紧张，投资战略发生变化。只有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秘书长李华林曾表示，中国风电市场投资环境恶化，因此促使外资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
对于真想了解外商撤资原因的人来说，《美国商业周刊》（2008年11月26日）那篇“美商加速撤离中国”（China Losing Luster with U.S. Manufacturers）不可不读。而据该文报导，美国AMR研究机构在最新调查中发现，近月美商对在华投资抱持的心态已产生极大转变，尽管仍有35%的厂商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列入首要考量，但更多的厂商从中国撤厂的考量已从直接成本因素转变成无形的产品品质及智慧财产权因素。
该结果系研究人员对130位美国各产业的制造业者调查后统计出来的，其中从制药商、电脑生产业到汽车零件厂都有。研究人员为探求厂商态度大变的原因，就15项不同的风险因素，要求受访者分别对不同地区设厂可能的风险予以评等，结果发现厂商认为在中国设厂的主要风险，为产品品质及智慧财产权考 量。而2008年5月的调查显示，那时厂商最关心的是薪资及运送成本不断上升的风险。
统计资料显示，这15项风险因素中，中国在其中9项被评为最高风险，有一半受访者把中国的品质不良、57%的受访者将侵犯智慧财产权风险等级列为最高，两项的比率都比5月进行调查时高出许多。而其他地区的这两项风险列在首位的受访者比率都不超过7%。此外，中国的风险因素还包括不易管理、商品价格波动大、供应链不够稳定、资讯科技问题等。表示要减少从中国供货的厂商比率已从9%上升至17%。
2008年12月19日， 商务部网站公布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宣称将对“非正常撤离”的外资提起跨国 追诉。且不讨论这种“跨国追诉”操作起来有多么困难，仅这一“工作指引”问世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对外资撤离忧心如焚。
本文完稿之时，正值中国总理温家宝为期一周的访欧之行。据说“欧盟各国领导人正排队等待与之会见”，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一些经济合作的机会。不过，这机会已经不是欧洲企业获得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更多的是政府采购订单与一些想象中的其他机会。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30期 ⁄ 2009年0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