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之后，第一要务就是加紧督促国会通过八千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推行之后，已经债务累累的美国政府将面临着万亿赤字。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不敢贸然大幅度给个人或者企业增税；而由于世界各地的经济都受到金融海啸的拖累，美国要在国际上大笔举债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因此，多印钞票是近期内政府解决财政困境唯一的出路。几乎所有人都看到，美国正在走上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面对着这样的局面，令人想起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货币供应学派的大师弗里德曼的警告︰通货膨胀就跟酗酒一样。酒鬼在刚刚开始饮酒的时候，从酒精中得到的是高度的兴奋，感觉好极了。只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才会感到头疼欲裂。这时候，他会想起头天从酗酒中得到的愉悦，于是又忍不住去继续喝，结果酒精中毒越来越深，最后难以自拔。通货膨胀也是这样。当政府刚刚开始靠印刷钞票来增加开支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心情愉快——政府开支大了，雇用的人多了，失业减少了，购买的货物增加了，税收却没有增加。结果，似乎是人人都得到了好处却无需付出。可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需求的增加导致物价的上涨，继而引起生产成本的上升，而这又反过来再刺激物价，人们手里的钱也就统统缩了水。政府虽然不一定加税，但是通货膨胀却成为一种变相的税收。这最终会反过来影响到整个局面，使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而停滞一旦开始，人们又会要求政府扩大开支来刺激经济。这样就出现了类似与酗酒的恶性循环。
弗里德曼认为，治理通货膨胀与戒酒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刹车。但是这个过程将是非常痛苦的——酒鬼们会朝思暮想那个酒杯，而停止大量印刷钞票也会造成低增长与高失业率，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大量花钱。酗酒或者通胀的时间越长，治理的过程也就越缓慢而痛苦。但是，如果不下决心去根治，身体或者经济都无法恢复健康。
弗里德曼给出的治理通胀的药方，曾经被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视为至理名言。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弗里德曼是里根的顾问；里根在白宫的八年里，他一直都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里根上台之初，治理通货膨胀果然非常痛苦。在大笔削减税收和政府国内预算、降低货币供应的速度之后，一年多时间里面，失业率增长至两位数，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陷入停滞。只是到了1982年后期，经济和就业才开始恢复。但是在恢复之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繁荣，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逐步下降。这正应了弗里德曼的断言︰缩减政府开支后造成的低增长与高失业率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措施，而是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国家陷入通胀越深，医治中的副作用就会越明显。
弗里德曼这个酗酒的比喻，不仅可以用于通货膨胀，也可以用在许多类似的政府经济社会政策上。比如对穷人的福利救助。这种救助在许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长期的福利救助却会产生类似于酗酒的效应。刚刚开始得到救助的人会心存感激，会决心很快重新自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领福利成为一些人的习惯，最初的感激心情变作理所当然的权利，对于他们来说，社会福利成了生活方式。到了这种时候，这些人想要重新成为社会的生产者必定会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
不仅个人是如此，组织、集团、地区也是如此。最典型的就是一些高度依赖政府军事合同的地区，一旦开始削减军备，整个地区就很快会陷入了经济恐慌。因此，无论那些军事设施或者军工生产多么无用或者过时，总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利益集团和地方民意代表前往联邦政府游说，或是要保住原来的合同，或是要政府以其它的合同取而代之。总之，切断对政府的经济依赖与戒酒一样困难。
国家也不例外。例如许多非洲国家自五十年代起就大量接受来自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造成了不少国家对外援的高度依赖。在某些国家里，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援助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结果是这些国家中发展最快的行业竟然是给国际组织和西方援助国写项目报告。这些项目在援助国或者机构中也有自己的“代表”——各种国际组织和专家们都要靠这吃饭。无论这些钱花得多么冤枉，无论砍掉哪个项目都会有大批人以穷国的名义前往游说。最后，受援国想要摆脱对外援的依赖变得几乎不可能。
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重大的社会问题往往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有许多一时看上去简单、在政治上受到广泛支持的方案，最终却要整个社会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饮酒的时候是快乐的，从饮酒陷入病态酗酒的周期也很短，但是要从那个深陷的泥潭里面拔出来，经常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更值得警惕的一面，那就是社会在这类酗酒的过程中会给予政府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政府权力膨胀，则必定会限制公民自由，抑制个人的创造力，最终导致公民社会对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能为力。而一个没有公民监督、无须向公民负责的政府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二十世纪的历史早已作出了许多注脚。
009年一月二十日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