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月29日讯】（美国之音李肃华盛顿报道）现在是《对比新闻》时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两亿多农民工的命运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中外媒体的有关报导。
多少工厂风雨中 遣散千万农民工
西方媒体突出报导了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农民工带来的影响。
《洛杉矶时报》1月23日报导说：“在世界玩具制造之都东莞，行业协会最近说，在三千八百座玩具工厂中，有大约一千八百座已经倒闭或者会在几个月之内倒闭。纺织、制鞋和家俱厂也有类似的大规模裁员，裁员也扩展到电子和金属制造业，以及农民工很多的餐馆业和其它低端服务行业。”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23日报导的题目是：《中国农民工：乐不起来的春节》。报导说：“两亿甚至更多的中国出外打工人员这个周末回家过年，他们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失业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网。”
《国际先驱论坛报》1月26日报导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有多达一千万农民工由于金融危机而失业。中国清华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经济下滑继续下去，会有多达五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失去在城市的工作。”
官方所说的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
《华尔街日报》1月26日报导：“中国官方的失业数据对衡量该国就业状况并没有多大用处。中国政府宣布的2008年底失业率为4.2%，但其中并不包括超过一亿名农民工。”
美国之音1月26日报导说：“官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说，2009年的整体失业率，包括农民工在内，可能超过9.4%。”
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1月26日报导说：“中国社科院估计今年的失业率会达到11%。”
尽管中国媒体没有突出报导农民工面临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但是《宁夏日报》1月27日的一篇报导说：“受世界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去年第四季度宁夏铁合金、电石、碳素、煤炭、物流、货运等部分企业停产，由此造成区内外约两万四千名农民工待岗，约占全区总待岗失业人员的80%。”也就是说，如果把农民工计算在内，宁夏的失业率可能会提高4倍之多。
带来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
中外媒体都报导说，农民工大量失业可能引起社会和政治问题。
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1月26日报导说：“黯淡的前景使中国官方警告可能会发生社会动乱。在北京通过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来加强集权统治的合法性的政治空气中，在这个平均每天发生二百五十起劳工抗议的国家里，失业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北京争取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以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努力在今年会受到严峻的考验。”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23日报导说：“这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挑战，共产党通过维持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巩固其地位的合法性。”
《旧金山记事报》1月23日报导说：“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说，在2008年，有六十七万个中小企业倒闭，使大约一千万人失业，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工。”
然而中新网1月22日报导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指出，‘中国没有大批的企业破产倒闭，只是一小部分，很小的比例。’”“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非常有信心。”
正面报导流露的负面信息
但是即使从中国媒体的正面报导中，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例如，《羊城晚报》1月21日的报导谈到从广东返回四川的一百多万农民工问题。报导说：“政府估计：春节过后三个月内，仍将有30%-50%的人滞留原籍等待机会或者在家务农。而这将给政府带来一大串令人忧心和头痛的社会问题，也是各级政府高度关切的症结所在。”
1月23日，人民网下属的《人民论坛》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说：“这一次农民工返乡带回来的不仅是就业压力，可能更多的是潜在的社会压力。……农民工返乡只是把问题带回了农村，而没有真正解决掉，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政治问题。”
至于外国媒体曾经多次报导过的中国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而进行抗议的事件，中国媒体尽管鲜有报导，但是它们的相关报导也显示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
人民网今年1月1日报导说，广东省在“前三季度为七十万一千八百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待遇十亿八千二百万元”。相当于平均每人一千五百多元。
新华网1月27日报导说：“全国各级工会充分利用工会法律援助中心和法律援助律师团……为农民工追讨欠薪十亿九千万元，涉及四十三万人，确保他们及时拿到工资回家过年。”相当于每个人两千五百多元。
新华网1月28日报导说：“辽宁省沈阳市……‘两节’送温暖期间共为四万多名农民工讨薪两亿多元。”相当于每个人五千元。
《合肥晚报》1月27日报导说：“自1月13日至今，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办公室已处理协调工程款纠纷一百五十多起，涉及资金七亿多元；接受农民工个案投诉 二百多起，解决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总额达七千多万元。”
新华网1月4日发表的评论说：“企业欠薪问题仍未得到根本遏制，部分行业、企业欠薪问题仍比较突出，欠薪逃匿事件和由欠薪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
呼唤人权公正平等
《国际先驱论坛报》1月26日报导说：“这场经济危机有可能扩大中国歧视性的户口制度造成的对人权的践踏。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历来无法享受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享受的社会福利，包括国家的退休金和医疗保健。”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中国媒体也有很多报导。人民网下属的《人民论坛》1月23日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说：“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里来；而当宏观经济一旦恶化，最先遭受打击的就是农民工，大批农民工被迫回到农村。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对农村和农民而言是不公平的。”
新华网1月25日刊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的文章。文章说：“多数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户籍制度及关联的各种社会保障成了一种门槛，把农民工拦在城市制度体系之外。……当城市部门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压力，也可以通过农民工返乡来缓解和释放在城市中集聚的社会压力。”
文章说：“在经济危机面前，政府需要考虑的不应是如何利用农民工来缓解其受到的经济压力，而是要努力承担对农民工就业和保障的责任，努力使人口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强化社会稳定的基础。”
《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的一篇报导曾经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整日生活在城市，主要社会关系却在乡村；在职业上属城市劳动者，户籍和身份却是农民；在法律上与城市居民同为公民，却不能与他们同工同酬。”
老大难问题
早在2006年6月5日，《中国建设报》就曾经报导说：“中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呼吁给农民工以公平待遇。……根据公平原则，国家不应该根据出身、来源地和职业等差异从基本政策和制度上区别地对待每个公民。因为每个公民都履行了同等的国民义务和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应受到最基本的公平待遇。”
报导说，景天魁认为：“目前，国内对此问题的有关讨论并无大的分歧，总体上都认为，国家对待农民工与对待城镇居民是很不相同的，是不利于农民工的，是不公正的。农民工的公平待遇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两年多以前就“无大的分歧”的议题，两年多以前就“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今天尚未解决。是谁在阻止中国的农民工成为平等的公民？难怪《广州日报》1月27日报导华中科技大学对农民工现状进行的调查说：“外出返乡农民说‘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