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08和09交界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大动荡”、“大骚乱”、“天下大乱”等来预示和形容09年。连中共新华网(转载《瞭望》周刊采访)也首度公开承认09年是“群体性事件高发年”。
当然，新华网用了一个委婉的“群体性事件”说法。《瞭望》周刊挑选了来自重庆、江苏和广东三地新华社的主任或总编作访谈，无非想凸显“群体性事件”的普遍性和此种说法的权威性。群体抗争的普遍性是事实，但把贵州瓮安、湖南吉首和甘肃陇南等大规模抗暴事件说成是“群体性事件”，显然抽去了民变事件指向中共政权的实质，同时意在阻断民众对改朝换代的联想。
如果说群体抗议的对象是中共政权，而且09年愈演愈烈的抗议可能演变成对中共的致命威胁，为什么中共要承认09年为群体事件年？
首先，中共的首肯当然是不情愿的，但也无可奈何。中国每天发生在周围的群体抗争事实摆在这里，并透过互联网广为流传，中共想掩盖也难，不如坦承社会矛盾。
中共前几年每年都公布“群体事件”数量：1993年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2005年8.7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以后由于数量太大就不再公布。但由于产生群体抗争的社会环境未变，反而不断恶化，因此数量可以大致推算出来。
其次，在掩盖不住事实的情况下，中共承认“群体性事件”意在变被动为主动，将引起群体抗争的原因淡化为执政手法问题，如地方政府应对失误、媒体封锁和司法操作不当等，目的在于营造自我改良的假象，继续赖在台上。
新华网文章宣称，中央坦承现在是“矛盾凸显期”，但地方政府普遍表现出“不适应症”、“判断失误”、“处置失当”，包括运用不恰当的司法手段。也就是说，中共上层能认识问题，但问题全出在下面地方政府。同时，文章认为，应该“信息公开”和“引导舆论”。也就是说，中共想用先发制人、歪曲事实的方法代替新闻封锁来误导民众。
中共在崩溃时期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保住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承认现实、归咎地方政府和开放媒体等姿态都是策略性的让步和变通手法，有助于中共保住权力。
再次，中共在承认“群体性事件”时，故意把其原因推给失业潮和国际金融危机。其实，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制度性的压迫、盘剥和腐败，失业只是起加速作用，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则是多年的老问题。
自2005年底以来，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都进行内部失业调查(数据只供中共高层参考)。近3年的失业率都超过20%，08年第四季度失业率只比以往高出4%，即24%。如果失业率与出口萎缩有关的话，由于订货需要有提前量，这种萎缩应该是由先期的有毒产品出口导致声誉下降、外资优惠税率废止、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因素引起，而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用而已。
再其次，中共承认“群体性事件”反映了中共高层内心的恐慌。中共已无把握确定能度过难关，要用危机感来吓唬和黏合所有中共利益攸关者。
几年来，胡锦涛不断警告中共中高层，腐败堕落和紧绷的党群关系将导致亡党。前几年，胡一直用苏联和东欧的例子来鼓动“居安思危”。但苏联和东欧的发展击破了胡的谎言。胡最新的说法是，共产党的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共官员则用“裸体做官”和不断出逃来回敬胡。
最后，中共用“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作为借口来调动武装力量，把民众抗议消灭在萌芽状态。在这一点上，胡锦涛已越来越接近江泽民和周永康。胡已接过周永康口号，把“稳定”作为“第一责任”。中共政法委已下指示，“捍卫百年奥运”的保稳防乱工程要继续到“六四”20周年。同时启动“金盾工程”，在全国大、中城市交通要点与政府设施附近安装微型“间谍机”，严密监视民众。
新年伊始，广州、郑州和北京爆出多起抗议事件。民众在08年已喊出了一个指标性的口号：打倒共产党。这说明民众已达成一个共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共产党。这预示了09群体事件年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