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阿宁打来电话，约我出去喝茶，这本是我喜欢的事情，但我在电话里却找了个莫须有的借口推辞了。放下电话，对自己鬼使神差的拒绝觉得不可理喻，这种拒绝，似乎已成为下意识的反应，看来，在潜意识里，与阿宁喝茶已成为令人不愉快的负担。
照说我与阿宁既无经济瓜葛，也无利害冲突，我们俩在诸多社会问题上看法也基本一致，他本不应该是让人感到压力的人，但最近几个月，他喋喋不休的抱怨，也许是我不想和他喝茶的原因，我实在不想听一个工资收入比我高一倍，家庭条件比我好N倍的人，在我面前抱怨生计艰难，让我感觉别扭和不自在。事实上，在没难提醒的情况下，让吃着粗茶淡饭，和妻儿过着平静而安详的日子，本来也是件幸福的事。
阿宁在一家杂志社当副总，不含年终奖金和分红，月薪也在一万五左右。他比我早来成都几年，付全款买了房子和车，前些年搞新闻时，买了一些公司的原始股，那些股票，溢价至少在十至二十倍，他的漂亮妻子几年前给他生了一对龙凤胎，他的生活中，还有另一位知冷知热善解人意令众多朋友羡慕的红颜知己。不夸张地说，他是个如假包换的中产阶级，他本应该快乐平和地生活。
但事实上，他不仅不快乐，而且也不平和。每一次见面，感觉他就像坐在一把烧红的铁椅上，焦灼而急躁再伴以埋怨，足以将与他坐在一起的人也感染了。特别是最近的金融风暴期间，他屁股下那把火，更像被人浇了汽油一般，燃得更雄。
他会无休止地叹息钱不够用，生计很艰难，股票跌了，楼价跌了，工资跌了，单位的广告下滑，出去开招待会红包也变薄了，以往一堆一堆的提成，现在变成一张一张的了……
这是他焦虑三步曲的第一步：忆苦。接下来，就是第二就：思甜。在对现状进行痛不欲生的叙述之后，他就会无限感慨地回忆当初的钱多好挣，社会关系多好处理，股市和楼市是多么风调雨顺。一副生活总在别处的样子，无限神往地憧憬那些被他的记忆神经美化了的往事。我比谁都清楚，他此时所思的甜，在当年也是他切齿痛恨过的苦。
焦虑的第三步也是最让听者难受的，便是展望未来。这种展望，有时是一篇写了一半的计划书；有时是清早起床上厕所时灵光一现的想法；有时是某位领导或老板在酒桌上一句不经意的提议；有时，则可能是从新闻中逆向思考出的“发财秘笈”。
这些计划，如同酒一样，激动得他浑身颤抖满脸溅朱，而让没有喝酒的旁观者感到难堪与不解。有时，他兴之所致的一声大叫，惹来旁观者奇异的眼神，令与他同桌的人恨不能悄然遁地。
在我看来，他的这些焦虑，本不应成为焦虑，金融危机之于他，不过是遥远的一道风景。而股市的波折，即使大盘跌7成，他也还是盈利者；房价的涨跌，于他这个买定离手的业主鸟事。工资降800元，也不过是十几分之一，即便如此，在传媒界中还是偏高的。他要是把自己的收支情况详细记下来，拿上网去晒一下，一定会成为最火热的找抽帖，不会被砸得四海知名才怪呢！
但是，万事并不凭我的想像。他的焦虑，肯定只能由他作主。而他的叙述，与我的想像显然并不一致，如果用他的逻辑他的焦虑，也并不像我所看到的那么矫情。反而让人有同情的感觉。比如他对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担忧，他认为自己赤手空拳混到现在，也算还不错。比之于以往一起出来的苦瓜朋友们，当然好了不少，但比之于那些他看得见却摸不到的更高层的生活，他感觉到还是差个层次。这就如同赛车一样，最后一名因为从没见过第一名的风采，也就没有取彼代之的愿望。而跑在中间的车们，既看到了第一名的潇洒，也看到了自己努力冲就能上去的可能。因而，他们会加倍努力，拚命挣扎。只做有利于前冲与上进的事，而拒绝与此相反的事。而在当下社会中，通往这条路的主要力量来自上司，因而，谨慎而压抑地惟领导马首是瞻，成为多数中产阶级的选择。领导笑，他们就快乐，领导恼，他们就痛苦。而逢迎上司，保住位置的惟一方法，主要是以逢迎为主。而心理学理论中，逢迎与压抑，是焦虑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中产阶层对自己的身份确认，也是他们的焦虑之源。富人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富人，而中产阶层必须证明自己不是穷人。而证明，需要一个标签：什么样的房？什么样的车？孩子读什么学校？穿什么品牌的衣服？上什么样层次的餐厅？喝什么牌子的酒？这些对居于社会两端的富人与穷人来说都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中产者这里就会成为问题。阿宁为了显示自己的生活品质，而经常花几千元钱泡雪茄吧，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对于阿宁这样的中产者来说，生活被赋予了生活以外的意义。这些之中，有多少是必须的？有多少是不必要的？很少有人能说清。而回到生活本身，是灭掉屁股下那堆火的惟一良方，又有多少人知道？又有多少人既知道，又能身体力行地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