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2008年3月18日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话说对了一半，中国的经济在2008年遭到重大天灾人祸（主要是人祸）的挑战，确实相当困难，但绝不是“最困难”，而仅仅是个开始。
中共出现经济危机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年大饥荒期间就曾经饿死三千万人，到了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则到了崩溃的边缘。反观今日之中国经济，账面上的 GDP还在成长，只不过增速减缓；外汇储备金额还相当庞大，尽管大多数已经被外国债券套牢；各级官吏的工资和国家财政收入则一涨再涨。
但中共的危机感却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或文革末期的时候更加深重，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统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而在之后（特别是六四之后）就全面转向了经济领域。这种转向是许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许多人意识不到的是，中共是在用新的合法性来否定旧的合法性。而今旧的合法性被彻底否定，新的合法性也正随着经济危机而彻底流失。
“无神论”和“有神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有神论”的经典是对神的话语的记录，因此后世的人只能遵奉而不能篡改；“无神论”的教义则只不过来自某个 “人”，别人可以用“创造性地发展”的名义随意篡改和解释。
这样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就成了无根的东西，文革时不同的派别都自称忠于毛，但互相文攻武斗，打得不可开交。六十年代，中苏关于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等的论战亦属此类。以至于，今日之中共一边否定了毛的大多数政策，另一方面仍声称自己“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虚的。因此，当中共把合法性建立于此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垄断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来垄断合法性。现在的北韩政权仍属于这一模式。
改革开放让老百姓本来无法衡量的中共合法性基础变成了可衡量的硬指标——经济是发展还是下滑了，老百姓能不能看得起病、住得起房子、上得起学，这不是中共能够掩盖，或靠解释就能蒙混过关的。
所以中共的改革开放，一方面给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也令自己不得不靠发展经济来获取百姓的认同。
经济的发展有其规律性，不可能一直向上，而中共为了这个硬指标而竭泽而渔，从生态的破坏到道德的沦丧，“发展是硬道理”成了掩盖中共一切罪恶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民主国家的政府也有发展经济的义务，但经济发展对于中共来说却有着三方面的根本不同：
第一、以美国为例，共和党这次在大选中落败，与经济危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共和党干不好，下台就是了。中共却没有这份潇洒，因为下台面临着血债清算的问题；
第二、美国经济没搞好，民众不会把所有的怒气都对准共和党、甚至小布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小布什或共和党并不掌握全部的权力，特别是2006年后，民主党已经占了两院的大多数席位，许多帐就不能全算在执政者头上。中共则不然，因其掌握了所有权力，自然也就要负全部的责任。
第三、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已经完全依赖于经济发展，民主国家的元首却来源于选票。因此经济搞不好，元首也可以做满了一届再下台，中共则面对着民众的随时反抗。
为了斩杀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为了拆别人的房子、征别人的地，中共不得不想把“经济发展”这把利剑磨得极其锋利、乃至希望达到所向披靡的程度。现在这把剑磨得差不多了，却砍向了中共自己。
中共几十年来，放纵人们对物欲的追求，用享乐主义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它却没想到，当人们把享乐视为终极目标时，就再也不会为什么“伟大理想”去忍受苦难。一旦欲望无法满足，所有的不满会直接对准中共。经济危机将演变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也是中共给自己掘墓的一个方式。
中共在法轮功出现后，本来有一次合法性转型的机会，就是顺应民间信仰发展的潮流，达成社会的道德重建。中共也可通过其成员的道德提升而净化自身，赢得民众的支持与认同。但中共却在江泽民的指令下开始了对法轮功最残酷的迫害，这才是自断生路的最愚蠢之举。
中共自夺取政权开始，逢“九”必出大事。1959年开始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69年有中苏战争，1979年有中越战争，1989年有“六四”， 1999年则有镇压法轮功事件。日历即将翻到2009年，无论中共走向如何，我们都应该看到中共才是中国问题的祸根，而“传九评、促三退”才是我们在新的一年中需要更加努力推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