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许多中国母亲来说，是最悲哀的一年。5月12日，一场特大地震降临在四川汶川地区，夺去了近两万个正在学校上课的孩子的生命，留下了近两万个悲痛欲绝、肝肠寸断的母亲。9月中旬，被迫披露的毒奶粉事件，感染了30万名婴幼儿，制造了30万个悲伤、无助和焦虑的母亲。
这两个团体被称作“汶川母亲”和毒奶粉患儿母亲。就像“天安门母亲”包括那些在六四屠杀中痛失孩子的父亲一样，“汶川母亲”和毒奶粉患儿母亲也包括那些悲伤的父亲。可怜天下父母亲！他们的孩子因为天灾更因为人祸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他们还要活下去，还要跟政府讨个说法，为那些死去的子女和患病的孩子讨一个公道。
可是他们能讨到说法，能讨到公道吗？对汶川母亲，中国政府给了10万元的经济补偿，放宽了计划生育的指标。如果有人认为政府这样做很仁至义尽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10万元是封口费！拿了钱的父母要保持沉默，保证不再找政府的麻烦。而汶川母亲差不多都拿了这笔钱，虽然他们知道，10万块钱换不回他们的活蹦乱跳的孩子，但他们能怎么办呢？
让汶川母亲最难过的是，他们的孩子本来可以不死。如果不是建造校舍的钢筋过细，混凝土过碎，这些孩子非常有可能像刘汉希望小学里的孩子一样，像香港慈善团体在震中建造的学校里的孩子一样，在山崩地裂之中，仍能逃离死亡。如果他们孩子的学校也像旁边的政府建筑物一样结实坚固，这些孩子就不会在一瞬间被埋葬在豆腐渣一样的废墟之中。
汶川母亲最想不通、最难以忍受的是，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和责任归属，承诺要查出真相的政府，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出真相。政府不仅不追究真相，还不准父母去追究。谁要坚持追查政府的责任，谁就可能被监视，被威胁，甚至被关押。而政府官员在正式报告中，把凡是校舍承包商，当地政府，教育部门，中央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推给了特大天灾。
三鹿毒奶粉事件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祸问题，政府没有天灾可以推诿。他们的责任想否认也否认不了。乳制品企业、国家质检局、 卫生部、中宣部、胡温乃至整个体制的都有无法推卸的责任。由于没有天灾可以做挡箭牌，国家质检局局长下了台，温家宝在北京儿童医院向母亲们说了对不起，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向海外媒体和华人道了歉。
质检局长下台和温家宝道歉，能不能缓和患儿母亲的悲哀，平息民众的愤怒呢？中国官方急于走出毒奶粉引发的政治信任危机，他们采取的动作或 许有一些作用，但却无法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最近，一些维权律师试图替患儿母亲打官司，但遭到当局干预和警告，一些受害者家长更遭监控。这说明就连装模作样保护民众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都不屑于再装模作样了。
“汶川母亲”和毒奶粉患儿母亲都是普通民众，她们死去的孩子和患病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有钱人和有权人既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豆腐渣学校上学，也不会食用三鹿奶粉那样的廉价货。这个保护权贵的政治制度怎么会保护普通百姓呢？普通中国母亲的悲哀又怎能化解呢？
在2008年，悲哀的中国母亲还有那些已经悲哀了十九年的天安门母亲，还有儿子被处死、自己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杨佳的母亲。对于他们的命运，任何一位做母亲的，任何一位做家长的，怎能不感同身受？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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