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学者为了弄清楚“创造”的组织原因，曾经对学前班的儿童进行了一项测试。他们把儿童分成小组，提供同样的纸片和工具，然后要求儿童自己“创造”一种游戏。结果发现，成果最好的是那些立即设定简单游戏规则而动手玩游戏的小组，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对规则和玩法加以修正。而那些从一开始便要设定完善和充份计划的小组，无一例外都无法获得好的结果。
无独有偶。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二年，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者，对美国一千多家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统计调查，希望发现那些“最有创造性”的企业有哪些特征。结果和儿童的情况差不多。调查发现，凡是企业需要事先设立完善计划，然后交由下属去认真执行的企业，通常都是“创新能力”极差的企业。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则具有一种至下而上的发明创造的机制，第一线的市场人员、科技人员和工艺人员可以很大程度自由组合，而且具有很大自由度。
工商业和科技的组合，是近四百年以来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推动力。其组织结构的演变，也常常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模版。事实上，利于创新的工商加科技的这种组织模版，已经被很多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了“拷贝”。比如美国军队中，局部战场的指挥员，可能只是由某个俯卧在某个战场角落的上士临时充当。他指挥的军事部门，可能包括空军的战机、海军的海基飞弹，以及控制卫星通信的后勤信息部门。因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决胜之机有时只在几分钟之内，不可能由传统的总指挥部综合考虑发出命令。
而当今中国的制度正好与此相反。
几乎所有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政治观点的中国人，都认为目前中国需要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的现行体制要求这个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由上至下地进行，必须首先设立完善的推进计划，再谋求所谓的“试点”，最后才有可能全面施行。而由于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这样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完成，而即使有了计划，也无法在试点中获得成功，因此等于是无法进行任何改革。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由邓小平“设计”出来的，而是由下层命中自发的行动所导致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如此，城市经济同样如此。中国经济中最成功的部分是广东模式的外向型经济，所谓三来一补，两头在外，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的经济成功都源于这个模式。这并非当初中共中央的设计，而是由港台商人和广东地方政府，以所谓“东亚模式”的前鉴自发组合而成。也就是说，自下而上的对已有结构的“混乱”，是改革的前提条件。
邓小平唯一的功劳是顺应了这种自发的经济模式，并且利用自身权威“强迫”中共整个体制顺应这些成功模式。然而，现在中共内部没有人可以再“强迫”体制去顺应成功的政治模式，且非要以预先设计为政策首要，其难以作为以然可知，故有中国“改革已死”之论。
中共给邓小平冠以“改革设计师”的大帽子，不但违背历史现实，更给中国政府自己加上了一个枷锁。不“设计”便无以改革，然而“设计”却脱离现实，结果一事无成。
──转自《新纪元周刊》第9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