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波及中国大陆，企业倒闭、民工返乡，经济危机看似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其实不然。
9月2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温家宝总理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果真如此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1月17日发出通知，强调要把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在确保尽量减少裁员的基础上，暂缓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并可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费率。
众所周知，中国产能过剩是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原因，海外市场受金融风暴的影响急剧萎缩，劳动密集型产业形势严峻，稳定企业最低工资与缓解企业面临的市场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但对农民工影响甚巨，实打实地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同时减少了社会消费的愿望，提升消费需求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今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曾下发通知，要求今年尚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下半年应及时调整。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信用何在？“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的信心从何而来？
企业目前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市场，东西再便宜，但收入缩水即对解决市场问题于事无补—-早在今年5月，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陆家嘴论坛时就表示，正研究推出政策扩大内部消费，降低经济对外贸依赖，同时不会大幅推高通胀。
可见，在当前情势下，扩大内部消费振兴经济方为上策，而稳定企业最低工资导致社会消费愿望下降，人们不敢消费、无钱消费，扩大内部消费自然成了镜花水月，稳定就业成为纸上谈兵，形成恶性循环：工资低、消费下降、国内市场的萎缩加剧企业困境、失业、消费更加下降。
以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而言，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处于最低的档次，也是话语权最为缺乏的群体。中共标榜的以人为本，意味着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等一切人类的体力与智力活动都要最终服务于人。但建立在低工资、低福利之上的经济发展，不仅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初衷，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应对经济危机，政府能做该做的事有很多，垄断企业的高工资和政府部门的高福利，以及适当减免企业的税收，都大有文章可做。一遇到危机，就“柿子专挑软的捏”，拿最为弱势的群体开刀，实质上是一种政策腐败，以这样的思路来解决经济危机，恐怕结果就是南辕北辙。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是自上而下、从里到外、愈演愈烈的腐败。包括胡锦涛在内的领导核心，多次表示腐败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但在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中共的危机应对从本质上说还没有脱离地下党的色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再跌若干次。
为强行阻止经济下滑的势头，中共计划拿出4万亿刺激经济、扩大内需，但如不从制度的源头遏制腐败问题，施行权力制衡、新闻自由、官员民选，这4万亿势必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盛筵。
11月18日凤凰卫视播出《锵锵三人行》，许子东教授与窦文涛、梁文道议论杭州市地铁大跃进造成塌陷致21人死亡的惨剧时，许教授预计：扩大内需的4万亿将有2万亿可能被贪官污吏“回收”到自家腰包。三人担心“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将刺激更多“地铁大跃进”，4万亿的一半将为腐败与事故吞没。
11月20日《南方周末》报导：为了挤上“四万亿”这趟车，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在挑灯夜战。发改委大楼所在的三里河，所有宾馆都已客满。截至目前，每个省份都已经至少上报了一百个项目，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日夜加班，人员仍不充足，只得从其它部委抽调人员审批相关领域项目。
中共官员别的不积极，政改、民生、社会福利都可以走半步看30步，但捞钱、争投资的速度却比他们脱裤子还快。为在“四万亿”的大餐中分得一杯羹，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以捞得少为耻，以祸国殃民为荣。
裸官（指那些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的贪官）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现象：90年代中期以来,近2万贪官外逃,108万家属移居海外，携带款项达8千亿元人民币。据媒体报导，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台湾大学国际公共关系学明居正教授去年到澳洲开会，到邦带海滩旅游，海滩后面小山上的豪宅有三分之一是华人拥有，其中很多人都是付现金买房买车。明居正教授认为，共产党最清楚贪腐情况，他们先贪腐、再“弃船”，最后就只能保命了。冲击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和变迁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不是别的，就是腐败。
最近的陇南暴动的导火索就是行政中心的不合理搬迁，搬迁可以争取投资，工程越多腐败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老百姓就越加困苦。这正是：中共腐败何时了，裸官知多少；陇南昨夜又暴动，恰似一江怒水向东流！
－－转自《人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