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12月04日讯】(据BBC报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为核心的，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一定成绩下，同时中国也出现了环境、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严重问题。
目前在美国的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九十年代因为在她《现代化的陷阱》（海外版书名为《中国的陷阱》）一书中指出改革存在的问题而触怒中共当局。今天她仍然认为，中国"国富民穷”的改革走错了方向。
就中国三十年改革成败，“中国丛谈”稍早采访了何清涟女士，她首先谈到以1989年为分界的两段改革。
答：现在人们一般以1989年划线，认为那之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改革，那时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还比较照顾到民众利益，某些改革至少还不敢像九十年代一样赤裸裸地向权贵集团倾斜，而且那时特权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国有资源和民财都不像九十年代那么严重。记得1989年“六四”时候的口号是“反官倒”，那时侯的“官倒”还只不过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一些紧俏物资，牟取差价。
所有经济改革的攻坚战都发生在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的那本书《现代化的陷阱》也主要讲述的是九十年代的改革。
九十年代在企业改革中主要实行了股份制，同时建立了深圳、上海两个股票市场。
问：回顾三十年的改革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之后，改革就自己在那里运行了。而后来的改革几乎都是以各种方式围绕国企进行，是不是这样？
答：是这样，农村实行家庭承包之后，中央政府对农村的社会重建和农业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基本上没有顾及。1983年改革转向城市以后就一直围绕国企进行。最开始是小修小改，比如设立奖金，再搞厂长承包责任制，到九十年代就是“抓大放小”、破产兼并，最后到朱镕基作总理的时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过八十年代赵紫阳要搞的政企分开朱镕基不再提了，转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轰轰烈烈搞了两三年，无疾而终。
但他的“抓大放小”为中央培育了一批资源型的寡头企业。现在中国“纳税五百强”企业前几十名的，基本上都是朱镕基时代"优化组合"，用各种措施保下来的。它们几乎是中国税收的半壁江山。这可以说是朱镕基留给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一份宝贵经济遗产。
问：如果说这是正面的遗产的话，那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是否可以说是他这些改革政策的负面结果？
答：这就得说到朱镕基改革的“甩包袱”。当时“甩包袱”一个主要是医疗，农村的合作医疗1984年以后就随着公社制度的瓦解没有了。然后城市开始医疗改革，逐渐由个人承担费用。到最近几年，来自政府的卫生投入只占17％，个人承担超过了60％多，还有一些是社会承担，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要承担60％左右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路线是错的，它是一条“富国穷民”路线，中国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经济学者何清涟谈中国改革成败
另外，朱镕基任内搞了“分税制”，把财权全部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只有一些不重要的税种，包括农业税、屠宰税、遗产税等等，增值税、股市印花税中央和地方分成，但烟税、海关税这些都上缴中央。
于是中央“财权大事权小”，虽然控制着大部分财源，却把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和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甩给地方，结果地方政府不断收缩这些社会开支，最后把中国变成除了党政事业机关和少数垄断企业之外，整个民众是没有福利的。
问：这种“富国穷民”的局面是当时政策的目的吗？还是中央希望集中资源再行分配？
答：我无法知道中央的想法，但从操作上看，这种政策造成了地方税源不够，不得不竭泽而渔，这是中央逼的。
有几年征收农业税把农民逼得鸡飞狗跳、上吊投河，可农民一直就穷，1998年以来，占人口65％ 的农民只贡献GDP的18%，再怎么榨能榨出来多少？于是农村就把主意打到了农民的土地上，城里就是旧城改造，征地拆迁。
问：这个后果就是更深的社会矛盾？
答：也可以解释西方经常提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那么高老百姓反抗还那么多。答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和社会公共政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类型。
近些年，有统计的所谓"群体性事件"从2003年的五万多起，增加到2005年的八万多起，后来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据说现在每年逼近十万起。
问：说到这些年的经济政策及其负面后果，我们也不能不说中央政府也有所意识，比如农业税的取消，现在新的医改也开始进行，您如何评价这些补救措施？
答：我觉得这种修正一是迟来的，因为它迟到了很多年，这些小修小补无法根治毛病，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路线是错的，它是一条“富国穷民”路线，中国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拿财政收入的65％养全国7500万"吃财政饭"的人，而且到目前我还看不到中国会改变这种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