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炎黄春秋》杂志被整肃一事，在海内外引起关注。《炎黄春秋》因为敢说别的媒介不敢说的话，敢登别的媒介不敢登的文章，打了十几年的政治擦边球一直有惊无险，而被看作中国大陆媒介中的异数。但是最近，一篇署名孙振的文章终于让前中共第一把手非常不高兴了。这位前一把手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该常委则要求文化部以年龄太大劝退《炎黄春秋》的社长和副社长。而社长杜导正和副社长杨继绳已经说了“No！”
谁都知道，这位前第一把手喜欢高谈“与时俱进”，但为什么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炎黄春秋》不满意呢？为什么对孙振的那篇文章不高兴呢？这要从孙振的文章说起。
孙文描述了赵紫阳1976年在四川农村搞调查的几个小故事。当时的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学大寨，种了几辈子土地的四川农民，在学大寨的指令下，不知该如何种地：本来只适合种两季粮食的地方，上级命令种三季；只能浅翻的土地，上级要求深翻。而赵紫阳调查后告诉农民，怎样种地怎样翻地，由你们自己决定。
孙振的故事点出了在那个政治帽子漫天飞的时代，赵紫阳“乱时谋改革”的艰难与风险。胡锦涛最近视察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经验，实际上早在四川先行了一步，那就是因为赵紫阳为那里的农民先松了绑。文章并没有说赵紫阳是中国改革的先驱，但哪一个读者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在改革三十周年之际，肯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竟然会让那位前第一把手不爽！这位因赵紫阳下台而上台的前第一把手，对赵紫阳的功绩和影响，非常不以为然。他和后来的继任人，在过去的19年中，非常成功的把赵紫阳从国人的记忆中抹去。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任意撰写历史了。可是在中国几千家媒体、几万种书报杂志都哑口无言的时候，还有一个《炎黄春秋》要为赵紫阳正名！
当然《炎黄春秋》敢于报导，是因为它有其它媒介所没有的特殊优势。首先，该杂志是由一批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老人创办的，它的百余名核心作者中，都是前中共高官、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大腕”;其次，这个杂志在人事上和财务上完全自立，中共宣传部门既不能在资金上卡它，也不能在人事上管它;再者，杜导正主张的政治改革“碎步前进”，胡温当局没有理由拒绝。以他们的算计，《炎黄春秋》的存在，可以作为中国言论开放的样板来搪塞海外的批评。
《炎黄春秋》尽管这样得天独厚，在最敏感的领域，它和其它杂志并没有什么两样。譬如，多党制不能碰，军队国家化不能碰，“六四”事件今年不能碰，法轮功不能碰，现任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都不能碰。用杨继绳的话，他们通常非常小心，避免犯碰触这些现实问题的“低级错误”。但是问题是，上边一心要掩盖历史事实，而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炎黄春秋》，躲得了初一能躲得了十五吗？
杜导正和杨继绳都是乐观派，他们相信如有人要改变杂志编辑方向，共产党里面的健康力量会坚持原则，也相信胡锦涛的要广开言路的承诺，更相信中国民主能够碎步前进，可是中共党内开明派，自从“六四”以后，差不多就成了党内的弱势团体，没有实权，没有资源。这次与宣传部门的博弈，到底能不能继续在当局容忍的边缘保持平衡，恐怕难以让人乐观。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