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地方政府在处理几起群体性冲突中，一改以前动辄让警察武力相向之恶习，而是放软身段低调处理。如重庆、甘肃永登与海口三亚等三地相继爆发了计程车司机罢工事件，三地政府均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容忍与让步：甘肃永登有关部门承诺在10天内清除黑车；三亚市代市长王勇代表市政府向计程车司机道歉，并承诺改善计程车行业的状况。深圳地方当局在处理石岩镇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时，同样表现出罕见的软姿态。
一直高度迷恋暴力的中国各级政府，为何突然间变得“宽容”？这与公安部最近的政策转向有关系。11月初，公安部长孟建柱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2008年第21期）上发表长文 “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分析了中国目前政治局势的复杂状况：“境内因素与境外因素互相影响的关联性更加明显”；“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性更加明显，其中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应对难度加大”；“‘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作用的互动性更加明显、直接”。
为此，孟建柱强调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公安机关要坚持“三个慎用” ，即“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孟建柱还特别指出：凡调用警力参与重大非警务活动的，必须逐级上报、严格审批；情况特别紧急、不及时果断采取措施难以有效控制事态时,要边出警、边处置、边报告。
孟建柱此文的目的是向公众宣示公安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工作指导原则。按常理推测，公安系统内部下发的文件应比这篇文章更为具体且有各种惩罚规定。这也是最近各地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时暂时放下大棒的原因。
而公安部之所以暂时放下大棒，首先缘于社会矛盾空前紧张。首先是警察城管的暴力升级不断引发各种恶性事件，如10月11日在哈尔滨发生6 警察殴毙大学生林松岭事件。10月18日江苏无锡卡车司机林建华被城管殴死事件。而社会暴力也到处蔓延，各种恶性杀人事件与大规模械斗不断发生，政府自称将人民带入了五千年未遇的“盛世”，但人民感受到的却是戾气弥漫。
杨佳案件引起的社会反响有如一面镜子，让中共政府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陋，感受到民众对杨佳的讴歌所表现出的那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实则是对中共体制化暴力压迫的一种反抗与唾弃。而杨佳践履的“共同死亡原则”，也竞相为走投无路的民众仿效，各地相继发生不少类似事件，仅以近日为例，11月10日，四川绵阳三台县潼川镇商贩刘高兵，因罚款与城管发生激烈争执，最后用猪肉刀砍伤3名民警2名城管，并砸毁2辆警车。11月15日，温州城管群殴一位女商贩致重伤，结果引爆了其他商贩的愤怒，聚而围攻警察并掀翻执法车。这种有如火药桶般的社会仇恨与民众动辄以命相搏的境况，表明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公安部门不得不暂时放下大棒，还有时局的压力。近30年来，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发展经济，其政治自信缘于充足的财政收入。但今年经济形势处处告急：大量企业倒闭导致近千万人口失业；房地产业的萧条，使支撑地方财政半壁江山的“土地财政”走到尽头。新失业人口激增，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地方财政减收近半，直接威胁到公务员福利、教师工资、低保人群的保障、医疗补贴等刚性支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当越来越多的民众陷入生存困境，其中濒临绝境者往往感到生不如死，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的情况下，当局再一味凭借暴力镇压，无异于遍地干柴上大桶浇油。
但是，警察暴力只是部分社会反抗的原因，民怨郁积的根源在于政府的掠夺与腐败及各种严重的社会不公。相对于社会危机的步伐，公安部的“三个慎用”只是治标之策，治本还需要对症下药。
来源：华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