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大概在镇压法轮功的初期就是怯懦而缺乏信心的。中共自建政之始，几乎摧枯拉朽一般地夷平了几大承传数千年的宗教。到文革时，中共镇压国家主席、部长及将军们，一夜之间便克竟全功，天下莫敢谁何？而江泽民在下达镇压命令时，给自己限定的时间却是三个月。
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到他2004年9月卸任军委主席时，镇压法轮功已超过60个月。法轮功不但毫不妥协，而他自己的丑恶罪行却昭然于世。他大概更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即2004年11月18日，“九评”横空出世。
在此事件中，法轮功至少创造了两个奇迹。第一、这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正在被惨烈镇压的团体，不但没有对中共提出“平反”的哀求，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对中共的清算。第二、这是第一次有人说出了中共的本质是一个“邪教”，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共是“邪灵附体”。此观点的提出导致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 ——“天灭中共”。
在“九评”之前，对中共的态度无非三种：第一种是希望以暴力的方式消灭之，国共内战和海外民运的革命派大多属于此类；第二种则是希望中共改良，在政治体制上主动放弃一党专制。于是有人选择加入中共并从体制内开始改良。有人选择了发展经济，并希望经济改革带动政治变革。有人选择了无可奈何、无所作为，希望旧的领导人死去，新的领导人自然带来变革；第三种则是同流合污，利用中共不受监督的权力大捞特捞，欺压良善。
“九评”给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既然“天要灭中共”，那么中共自然不再有任何改良的机会；同流合污者必然在“天灭中共”时一起面临着清算。这个时候，“如何改变中共”的问题被转化成了“如何在天灭中共时，避免跟中共一起倒霉”，由此引发了“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
从“九评”的发表到传播，乃至劝人“三退”，法轮功学员都是主要的参与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利用他们所掌握的高科技向国内传播“九评、三退”的资讯；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则在自己的接触范围内大量做劝退工作。时至今日，“三退”人数已经超过4500万了。
“三退”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每个人不再想如何改变中共，而是想如何改变自己。问题由此大大简化了，改变中共或许很难，但改变自己却很容易，每个人都可做到，每个人都可参与。而当大家都声明退出中共的时候，中共的解体就水到渠成了。
当杨佳案发生后，数百民众在法庭外声援他。而当警察大打出手时，我们已经清楚地听见“天灭中共”的口号。当人们敢大声喊出这一口号时，不但说明“九评”效应已彻底发酵，更说明人们已没有了对中共的恐惧。
“九评”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因为这成为中国摆脱中共走向自由的起点。“三退”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让中华民族在摆脱中共的过程中走得和平、平稳。无论是从个人福祉，还是民族前途出发，阅读“九评”、参与“三退”，都是每个中国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