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今后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与10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于是各种鼓舞人心的文章如“十条大政启动新的黄金十年” 又充斥中国媒体，仿佛通向繁荣的金钥匙就在中国政府手中，只要当政者使用，立刻会打开通向新天地之门。
“十条大政”其实了无新意。如加快安居工程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4大措施几乎是每年都要重弹的老调，基本上是宣传有如雷霆之势，结果只有少数百姓沾了微雨之“嗯”。而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则是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都戮力推行的措施，除了充斥豆腐渣工程之外，全国还倒下了若干位省交通厅长。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多年的基本国策，钱投入不少，环境生态越来越恶化。而“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更是多年来一直未竟的事业，甚至为此调整了税收政策，但结果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未曾进来，低技术型企业却大批倒闭。而“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喊了多年，其结果只是与公款消费有关的各种服务业尤其是黄色产业繁荣兴旺。而“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算是一条安民告示──一句话，以往依靠上述措施未能拉动内需，今后的效能也值得存疑。
比较实在的是“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这一条，许多企业可能会因银根放松而获得生机，至于是否有还贷能力那是以后的事情。只有“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才算是接触到4万亿元从何而来的问题。
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其实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增税，二是发债。增加税收的办法无非是提高税率与新设税种两类方法。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与不受约束性都位居世界前列。内外企业“两税合一”的新政就是以提高企业税率为目标，从今年1月推出到10月宣布提高出口退税率为止，总共也就10个月生命，由此可见提高税率空间实在有限。而近年来新税种也在不断增设，开辟税源的空间亦不大，否则河南省漯河市裴城镇政府也不会出此下策，在秋收季节迫使农民每亩缴费500元办“砍伐证”、“准运证”后，才准他们在自家地里收割玉米。行政收费更是从未放弃，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行政收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远远超过10%，成了道地的苛政。
增加税收如此之难，剩下的途径就是发行债券了。中国近年来国债发行量呈不断上升趋势，2007年国债发行量达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含特别国债1.55万亿元），同比增164%。2008年的预期国债发行规模是7,500亿元，预计2009年将提高到1.33万亿元，增长77%。
地方财政则是另一番光景。近5年来，由于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47%左右，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甚至高达地方财政收入的60％以上。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土地交易萎缩的态势之下，地方财政已遭遇较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低保人群的保障等刚性支出，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还需要大量补贴。面对瘪下去的钱袋，地方政府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发行地方债券。一份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到国务院等待批复。而中国地方政府早就是负债经营，据国家发改委估算，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如果国债与地方债务一齐推出，盘子过大，则会出现由谁来购买这一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其实就是按10条大政的措施一路走来，政府则完全放弃了分配职能中兼顾公平这一基本底线，其结果就是今天弊病丛生的经济社会现状。而中国财富总量虽然庞大，但由于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这部分人的居住与需求早已国际化，对国内需求贡献实在不大。而大多数平民手中有限的财富全部集中于应付住房、教育、医疗及日常生活开支，对于这几者之外的“内需”实在无力做出新的“贡献”。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27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