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克拉玛依一场大火夺去了二百八十四名中小学生的性命。那场大火留给活着的人最深刻的教训不是安全措施不到位，而是“让领导先走”的那道命令。这道命令的背后就是共产党政权的顽固胎记，它表明权贵比平民拥有无可置疑的特权。十四年过后，关于祝咏兰其人是否存在的辩论热遍中文网络，因为只要祝咏兰这个人确实存在，那么，关于国家机关的特供问题就能得到证实。
从克拉玛依大火那位天良丧尽的女领导否认自己曾说过“让领导先走”，到今日祝咏兰“查无其人”，绝妙的讽刺不绝如缕。无论施以何种政治手术，共产党政权都无法消除自己的特权胎记，而且特权越来越泛滥，以至于出了“阴道攻略”那样的特大政治丑闻——辽宁省鞍山市的国税局女局长是靠这个手段拥有此位的。为了保持这个职位并再次升迁，她竟然要花五百万元美臀，为她的“阴道攻略”配备重型武器。明眼人对特权现象都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比如说，自称酒**产自大清道光年间的“国窖1753”其广告赫然矗立，写着“人民大会堂国宴特供酒”。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急行的人都懒得看那巨型的广告牌一眼，谁能保证自己后面的那辆货车上载的不是特供品呢？
从什邡烟叶到“白盒中华”
四川什邡县是兴自清朝中期的晒烟之乡，由什邡烟叶卷成的雪茄堪与从古巴进口的雪茄相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土匪出身的军阀贺龙就指令什邡烟厂为自己制做特供雪茄。而后，嗜烟如命的毛泽东闻知抽什邡雪茄对咳嗽病的刺激较低又能过足烟瘾，就改抽什邡雪茄。给毛制造雪茄的领班技师范国荣，在后来记述制烟经过时说︰“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用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十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
毛死邓起，邓小平改抽特制熊猫烟，其工艺在特供什邡雪茄基础上做了较大改进，加进能吸收尼古丁的特种中药材。药材名称至今仍然保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血案之后，通过特定管道流传到社会顶尖级富豪手中的“邓版熊猫”每盒十二支，特长支达十二釐米，外带特制烟嘴。每条六盒，价位为九百八十元人民币。每支平均为二十元人民币，是当时民办代课教师月工资的一半。不过，邓时代似乎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特权不再集中在各层的少数顶尖级权贵手中，“普通权贵”或红顶商人都能沾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北京的中级干部享有特低价抽“白盒中华”的特权，即为一例。该烟每盒二十支装，仅收五毛钱。当时上海卷烟厂的中华烟每盒零售价为十六块钱，是紧俏商品，没有过硬的关系难以弄到。
所谓“白盒中华”，乃是包外表装全为白纸，只印有“中华烟”三个红字，没有标明生产厂家。打开箔封后，取出香烟，与上海正版的中华烟没任何区别。当时在北京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黑市，有人专门从司局级干部家中收购“白盒中华”，而后在向富裕商人阶层转销。这个黑市刺激了造假，于是，云贵版的“白盒中华”大量北流。当时云贵版的假烟只是假，质量并不比特供的“白盒中华”低。后来，北方假烟贩子自己开设地下卷烟厂，粗制滥造，“白盒中华”才不受“低级贵族”如处科两级干部的追捧。这个变化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特供也是导致市场造假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
中央国家机关各备“生产基地”
江泽民时期，共产党政权以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完成了腐败的普遍化，其中机关单位搞三产最为后来人们所诟病，但是，比三产更耗费民脂民膏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的“生产基地”。它不像三产那样要有个赚钱的目标，而是专门为中央国家机关提供新鲜食品，从葡萄到螃蟹，不一而足。究竟“生产基地”耗费了多少钱财，国家不敢公开，形象地说，好比大饥荒死人的数字一样，仍然是个谜。根据大量个案推测，当时耗费的财政支出与信贷额度共计在一千六百亿以上。这还不算“生产基地”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对口下级部门变相提供的财政支援。
不久前，发挥权力淫威迫使内蒙《财经时报》停刊的那家国字号大银行，当时就在广西设有鲜果基地，每年不间断地向北京总行提供近万吨的各类热带水果。那些水果极少部分以免费福利形式发给总行机关职工，大部分在北京城乡贸易大厦出售，所得款项成为总行小金库的来源之一。由于有这个小金库的支持，该行的行长马某才在犯了错误之后没受处分，反而官升一级到保险行业当老大去了。
最令时人不解的是，北京政法机关竟然为“生产基地“之设讨好级别很低的监狱。比如，最高法院一次给司法部下属的京津交界的某劳改农场投资三千万，合作经营农场的一大片蟹塘。最后核算成本，一斤螃蟹竟然比北京市面上还贵十块钱。
“阴道政治”大行其道
当党的高级官僚不再需要金钱的时候，性贿赂便成了特供产品。比如江泽民的亲信、华北某省的省委书记在任省长时，家眷未跟随在身边，该省一位县委书记及时送上“下厨上床”的女保姆。省长改任书记后，一个月内将“孝心可嘉”的某县委书记提拔为一个化工大市的市长。江泽民亲信后来倒台（因严重违纪而被开除党籍），女保姆被送进省委党校脱产学习，学习未完又进中央党校，三年下来，摇篮身一变成了某地级市的妇联副主席。
这个经典的案例被当地年轻官员指为“阴道政治”的典型文本。
“阴道政治”风行的例证非只发生在江泽民的亲信身边，媒体公开报道的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女局长五百万元美臀并以色换官，可算“阴道政治”的一大实证。事非巧合，在“毒奶粉事件”之后，北京官场又发生了难以启齿的丑闻。坊间消息说︰几位元有同学关系、分别在不同机关供职的年届四十岁的低阶女官员，为谋求升迁，商定共同使用“阴道攻略”；几人合伙批购缩阴名品御贞丹，服用后发生阴部红肿、小便带血等症状；几位女官员羞于启齿，于是，在同一时间请假，到偏远山村找妇科乡医看病；乡医耐问其详后，当场验药，告知几位“你们买的御贞丹是假货”。
排除坊间传闻与媒体公开报道不论，从对共产党政权负责任的法学家们的讨论中，分析人士也不难发现︰关于性贿赂是否入罪的讨论之所以一浪高过一浪，其背景则是“阴道政治”已经构成了特供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不能如特供酒那样敢做广告而已。
－－转自《争鸣》2008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