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毒奶粉事件蔓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几乎都一致认为是中国人的道德沦丧所致，但是，为何中国人的道德会沦丧到这种地步呢？中国之所以不断爆发这一类道德沦丧的事，主因中国社会缺乏有效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要改变人们的选择行为可以使用法律、教育或是宗教的力量。
中国的奶粉毒害中国的人已长达数年，却没有人揭开这一黑幕。相反地，毒奶事件却是经过纽西兰总理克拉克，才得以公布于世。这是中国人道德沦丧的最好例证。与此成为强烈对比的是最近，在日本有个中盘商因为不小心从中国进口毒米，卖给了日本人，受到良心不安的谴责，而上吊自杀，以示负责。这个现象反应出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人的行为有多大的差异。
中国法律执行力薄弱
法律是防范人们作坏事的最直接、且最强有力的因素，但是，法律要有效防范人们从事不法的行为，不只在于要有完整的法规，更重要的是，所规定的法律要能够有效且公平的执行。也就是说，作坏事付出去的代价要超过所得到的利益，人们才不敢作坏事。但是，中国的法律却是有严格的等级区分的，对老百姓和对达官贵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对老百姓当然是严格执行，但是对达官贵人却不是这样。
中国的法律执行有很多的偏差，例如首先是利用“死缓”，将死刑变成为有期徒刑。变成为有期徒刑以后，就可以保外就医，可以保到原籍，或甚至是保到海外就医。获得死缓的人， 一进入有期徒刑阶段，就可以保外。当然，整个过程都得用钱买通，交易得当，对死缓者刑期变成为只有3年左右。
别看对保外就医有明文规定，那是骗人的，真正执行是有许多内部规定的。从狱警、医院到法院一路买上去，只要进入有期徒刑就能买出去。这就是为什么犯案的高官们会极力争取死缓的原因。
经过权与钱的交易之后，办案人员便利用修改口供，经过修改口供之后，就可以改变刑种。虽然几乎所有高官的真实罪行都该判死，但是大多数都走了死缓、无期、甚至更轻的出路，而这都是通过改变刑种实现的。
既然法律的执行如此不公平，就不会有人遵守，尤其是有钱有势者更不遵守法律。因此，人们不会把自己的行为带给别人的伤害考虑进来，只要是能赚钱，不管会不会出人命，反正不一定会被捉到。即使被捉到，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只要作坏事的利益，超过作坏事的成本，人们都敢去作，尤其是有钱有势者，作坏事要付出的代价更小。而越大的坏事所得到的利益越多，人们就越敢去作。
中共没教育
即使法律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必须被发现才有罪，法律看不到的或管不着的地方，人们还是会做坏事，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另一种使人们约受自己行为的手段，那就是教育。
Douglass North 是199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曾提到：许多教育都明显的在反复灌输一套价值体系，而非致力于人力资源的累积。所谓一套价值体系就是指意识型态，而意识型态决定人们的偏好，也就是说教育是改变意识型态的手段，改变偏好的方法。
中国的教育是为共产党服务，教育内容缺乏宣扬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和谐存在的因素。网路上一篇名为“中共没教育”的文章提到：中共的教育思想严重落后，教育是要为政治服务，为共产党服务，为维持专制独裁政权服务，这是中共教育的唯一目标。因此，中共的教育是培养政治家的地方。凡是入党的人，都需要接受思想汇报，宣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受教育的对象也是两级分化的，分为少数菁英及广大民众。共产党教育培养的是少数精英分子，使之成为党、政、军的统治骨干，这批人的数量不要多。对绝大多数的中国百姓的教育，采用的是愚民政策，封锁资讯并灌输党文化，把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训练成为听共产党话的人，也就是利用教育达到愚民的目的
中共信仰无神论
即使经由教育改变人们的偏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指教育的功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发挥出来。要达到快速改变人的偏好，尚有其他途径，例如宗教信仰的力量。这个力量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是相当快速强大的。为什么在法律没有任何处罚，或是看不得到的时候，人们不会去做违规的事？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此不可以随便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敢无所顾忌的做坏事。
但是，中国信仰无神论，所以人们不认为作坏事会遭到报应，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都敢为所欲为的去作。这种文化的形成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无神论，共产党宣扬三斗，亦即与人斗、与地斗、与天斗。与人斗，颠倒善恶，泯灭人性，且是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并且把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因此破坏自然环境，在所不惜。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因此，人们不相信做坏事会有报应，而敢无所顾忌的做坏事。
也就是说，中国何以会有那么多的黑心产品呢？是因为法律的执法无效，因此人们敢做违法的事情；中国的教育并未传达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因子；以及中共宣扬无神论，因此人们不相信作坏事会有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