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生长在工薪家庭，父母没有离异，如果父亲没有在几年前，用净所有积蓄为他买了一台电脑和一辆山地自行车，生活空间和路线变得更加自我孤僻。如果他十一没有一个人去上海旅游。如果在闸北他没有租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在路口没有被一个名叫薛耀员警盘查。如果员警陈银桥没有硬将杨佳带回所里，杨佳没有据理相抗。如果员警陈银桥高铁军陈红彬吴钰骅没有对他羞辱施加暴力。如果他没有呼救110，没有三次电话他的母亲。如果没有被非法拘押至凌晨二点。如果警方不能销毁录音录像证据而提供伪证。如果杨佳回北京后没有写信电话电邮多次投诉，如果杨佳接受上海警方的赔偿协议，接受交换条件。如果杨佳没有他母亲8年上访讨公道的辛苦经历，如果杨佳不是坚信“凡事都要有一个说法”的朴素道理。如果杨佳没有在山西旅游时被车站的员警殴打成重伤。如果杨佳在冲上闸北大楼时已经被警方击毙。如果不敢出庭作证的七个员警中有一个能良心发现。如果上海公安局尚存一点遵纪守法精神，还是一只干净的队伍。如果精神鉴定中心有一点职业伦理和专业水准。
如果公检法讲一点法律程式，有一点法律水准，而不是视党性高于人性。如果律师，中国的律师不是谢有明不是翟建之流尚存良知。如果北京拔刀相助的李劲松刘晓原可能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如果杨佳的母亲没有仍然被失踪一百多天而不能说出唯一的事实真相。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如果新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如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这样的死。
社会不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呢？社会的不正义来自闸北路口的那个员警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制服帽子上的那颗国徽是个鸟，败类们视集团的利益高于人的生命和荣誉，权力对宪法人权的习惯性蔑视，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无限的忍受和退让。这是考验人性的制度。在一个恶的体系中，为善可能吗？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