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报导）目前，中国的城乡土地价值“剪刀差”问题日益严重。城市建设征地、拆迁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影响社会安定。有中国专家为此呼吁，进行土地制度的新一轮改革。
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贾生华教授日前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新中国建国后，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而采取了牺牲乡村，发展城市的工业化战略，农产品价格实行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存在“价格剪刀差”。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又在城市发展中实行“土地剪刀差”。农村土地虽然是 “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集体并不能买卖土地，只能由政府买，由政府定价。政府在征用、征购了土地之后，再将土地使用权出售给开发商等企业，政府从中获得 了巨额“剪刀差”。开发商等再从出让、转租、开发等经营行为中赚取巨额利益，由此产生大量的城市富豪。城市居民也可以通过购买房地产，随着土地的升值获得 财富的增长。他们都利用“土地剪刀差”，分走了农民土地的商业利益。
山西的国家级农业专家吴瀛洲就当地政府利用土地价格“剪刀差”，征用农村土地，举例说：
“关于剪刀差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这儿一个农村政府强征了400多亩土地给了400多万块钱。400多万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北京、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仅仅相当于一座房子，它叫补偿费，不叫土地价格，这样农民就吃大亏了。政府搞政府经营，土地财政，政府经营城市，政府成了公司了。政府发包土地、政府买卖土地。政府就是政府，商业就是商业，现在搞糟了、搞糊涂了。实际上按照中央的政策是违法的。”
对于吴瀛洲谈到当前中国农村中的“土地财政”现象，贾生华教授认为，时至今日，“土地财政”已经为各级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由此也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城乡统筹发展带来不少问题，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在政府和农民处于市场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农民自身拥有的宅基地不能实现市场化，没有任何商品价值，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他们身无分文，家里的土地没有任何市场价值，使他们一方面面临城市里高额生活成本的生存困难，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浪费和城乡住房资源极大的不平衡。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女士对于中国农村城乡土地价值“剪刀差”问题也表示：
“应该说问题都出在哪里呢？不是城市用地和农村用地剪刀差的问题，而是因 为中国政府利用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事实上也是国有，强买强卖，他出什么价就是什么价，用政府权力迫使农民同意，不同意的话就是警察上门，各种各样的暴力出现了。而政府在这一买一卖中赚取了巨额的差价。而这个土地差价不是由城乡土地的剪刀差决定的，而是由地块儿的商业使用价值决定的。”
贾生华教授在文章中建议，开展新的土地制度改革，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例”，以构成中国土地市场的完整法律体系。对此，吴瀛洲认为，现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掩盖了过多的社会矛盾，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是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必须法制化：
“如果不从根本上实现土地还权与民、土地的所有权还给老百姓，政策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土地承包责任制里头掩盖了很多漏洞。土地不是你的，干部随便批宅居地，干部就得到好处了。三农问题首要是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必须法制化，法制化就必须回到建国初期土地法大纲‘农民所有’这个法律的基础上去。办不到这点的话，不管是哪一个中央领导、哪一届中央政府都搞不下去。”
报导还指出，一些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是，前三十年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后三十年靠城乡土地价值剪刀差。中国农民是城市化征地的牺牲者。由此引发的征地拆迁悲剧在农村各地不断上演，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贾生华教授指出，在实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开始阶段，政府征用土地的面积和收益可能会减少，而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由于利益受损，也可能会反对改革。但如果政府能够退出“卖地生财”的经济角色，摆脱利益关系，发挥对土地监管和规划的真正政府职能，就可以使土地非农化的升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村，有效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