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报导）随着对“三鹿毒奶粉事件”不断深入的讨论，有评论认为毒奶粉事件本身以及中国政府处理毒奶粉事件的方法凸显中国政府在不应缺位时缺位，在不应越位时越位。
三鹿毒奶粉事件之所以发生报刊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事发前监管不力，即所谓的缺位，而政府越位导致事件发生却讨论不足。对此，广州知名博客北风认为：
“政府看来两个方面缺位，因为它这些监管措施都是建立在一些部门利益或者是部门的便利性，非常强调管理的便利性。他需要从减少它的行政成本出发，它会建立一些门槛，然后让各个企业达到这个门槛，但是，这个门槛是不是真的合理？它并没有深入调研。例如，国内婴儿奶粉蛋白质的含量是高过国际标准的，这个高的额度是怎么来的？我看不到一些专家们的一些看法。如果企业要达到这个标准，可能这就是促使他们造假的一个很大的诱因。”
中国《财经》杂志最新一期刊登主编胡舒立的相关评论文章。文章认为，政府越位干预奶粉市场价格，打乱本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信号也是导致毒奶粉事件最终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围绕政府在毒奶粉事件前后的缺位与越位问题，美国加州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郑存柱先生表示：
“其实政府的缺位有时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不全或者是政府的效能，还带有一些腐败的原因在里面，比如说会跟利益集团有些挂勾，所以该它出手的时候，比如对质量加大监管。一旦发现有问题的时候，要立即采取行动。这个时候，他的缺位有时候是跟腐败连在一起的，因为它是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政府的一些行政执法人员，他们是利益链里面的一环，他是刻意缺位的。政府的越位有时候除了经济规律以外，它也是从维护共产党的所谓稳定看。但是，没想到维护正当的稳定恰恰损害了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包括生命健康的利益。”
郑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的缺位和越位有时其实是有意为之。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让中国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执政为民”的政府？北风对此表示：
北风：“让事情回到法律的层面，让所有的受害者依据法律渠道去获取他的赔偿。另外一个，让媒体在它可能的程度内都去探寻事情的真相。只要政府做到这两点，奶粉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大问题。甚至我可以推而广之，政府只要一个是依法，一个是开放媒体的监督，其他问题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记者：“那你觉得政府在这方面是做到了还是越位了呢？”
北风：“它岂止是越位，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离目标是越来越远。”
记者：“目标指的是哪方面？”
北风：“目标是我们要揭露真相，我们要寻求基本的公平、公正，但问题在于政府在限制媒体报导、在限制律师介入，甚至下一步有可能限制受害人起诉生产厂家这一系列的目标上，当然是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
政府行为距离民众的目标越来越远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郑存柱表示：
“就是政府的失信。老百姓连政府都不相信，或者是它的政策跟老百姓的利益有直接冲突的话，老百姓就不会服从这样的政府。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特别是一些行政部门应该了解到政府的职能怎么样遵循市场规则，怎么样摆正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关系。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正确认识的话，才能够做出正确的一些决定。”
其实，近年在每届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呼吁政府在行使职权上“少越位、别错位、勿缺位”，能不管的，尽量少管，让市场和媒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例如不要再搞什么名牌免检制度；不该管的，坚决退出，例如不要在经济活动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应该管的，必须管好，例如将官员问责制制定确定为法定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