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香港半岛与中国有着十分独特的关系。无论是在地缘或是文化、政治意识上，无论是人呼吸的空气还是饮用的水，这特别行政区都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崛起中的大国在它身上投下的巨大阴影。
一九九七年，回归在即，人们站在尖沙咀码头想像来自中国的君父乘坐在巨舰上，从遥远的海口沿维多利亚港湾驶入，把香港接收。每个人都明白，钜变即将来临。然而没有人预见七一的百万人大游行；没有人预见十年后，中环法院前的栏杆上绑满了抗议的布条，有人长期绝食，身上是控诉的黑字。没有人预见他们将失去充满了记忆的中环天星码头。
当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中环码头在数十天的激情抗争之后失陷，这属于集体记忆的码头消失在冰冷的临时工事墙后。以往躺在大棚子下等待游客的黄包车伕渺无踪影，不久，卖凉水、纪念品的老建筑、海水一波波冲刷缆柱的旧址上将高高升起一列豪华的玻璃大厦，以填满中国高干们越来越大的钱袋和胃口。
当京奥火炬在香港点燃，抗议的声浪被削到最小，马路边，人们扬起红旗呐喊，在这个时刻，中国终于让他们再度感到自豪。而在维园，每年的六四烛光悼念会依旧是这样：黄昏时，离追悼会还很早，四面八方走来了步伐坚定的人群。这些人心里明白，在奥运热烈的表象下，是对西藏、对信仰者、对人民更为残酷的伤害。
回归后，香港成为一个特殊的深度殖民场域。一方面，香港人在心理上逐步从英国殖民者一个半世纪以来打造的，雷同于范农（Fanon）经典分析中的被殖民者心态脱离，另一方面，（后）极权中国与日俱进的深度控制加深了人们的无力感。在这所谓的后殖民时代，香港人的焦虑及新旧交织的创痕还未被世界清楚地了解。
从整体上来说，高度成熟的经济发展、双重殖民的处境构成了这世界良港的深层心理结构。对于香港知识份子，回归以来，在努力反省自己的被殖民者身份并重写殖民史的同时，不得不在历史的冲击下急忙对来自于中国的极权意识形态展开抵抗。
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者的意志深深植入香港人的潜意识中；这一难以磨灭的历史背景，可以想见，增加了新一轮抵抗的艰钜。十年来，这悲壮的抵抗在不断的摸索、突围下艰钜依旧，而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被粗暴地移去、双普选的遥遥无期，突显了这一抵抗的挫折感。
在北京的遥控下，香港人如何坚守自己奋斗而得来的民主意识？在国家机器灌输的意识形态、消费文化潜移默化下生出来的政治冷感之间，哪一个更是人寻求自由和力量的屏障？隔着一条河，香港人如何坚守自己的意志而不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污染？在这样近，而又这样遥远的世界和祖国之间，香港人的思维更接近哪一个？
一、独立思考的真义
一直到他从中大退休后，分析逻辑教授李天命在香港学子之间享有盛名，并以他独特的行文风格淡化了哲学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分野。在香港一地，他被冠以“哲学家”的称号，并在其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宣扬语理分析与独立思考。
一九八七年，在一场名为“相信神的存在是更合理吗？”的九月辩论中，李天命打败了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韩那。多年来韩那在世界各大学巡回辩论，唯有在香港中文大学，他被判为了败方。对于李天命在辩论中引用的，关于上帝与石头的中世纪全能悖论，韩那含蓄地说：“我不认识哪个近代哲学家会用它来反驳神的存在”。对于李天命紧抓逻辑不放的诡辩策略，韩那抗议：“问题不单只是否合乎逻辑而已，我采访不同的大学，不是为了玩玩逻辑上的游戏。”
最终，韩那败在李天命教授独特的逻辑游戏之下，败在三百名中大学生的判断之下。
二零零一年，港府受命于北京，准备对法轮功展开打压。九月，李天命在《明报月刊》上发表了“思方拆土轮”（后收入李着《从思考到思考之上》），对《转法轮》一书进行“拆解”。在序言中，他直言法轮功“极其谬妄的思想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除了在“行政措施”外还得“在思考层面”上来破解。他自我期许地说：“此之谓‘独立思考／批判精神’的体现”。
李天命不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用。在过去，他对政治语言的批判停留在抽象的语意分析上，却对敏感、切身的问题避而不谈。这，我们可以了解，与香港在长期殖民下养成的政治冷感不无关系。然而在这里，李天命却与政府同谋，即时提供了在“思想层面”上对法轮功的重量级攻击。很快，这篇长文登上了大学的殿堂，并在学子中间形成难以磨灭的影响。扬言批判精神的李天命，我们看见，是甘心替极权效命的一位文人。
李天命的“独立思考”戴上了反讽的面具。对于深受李氏影响而不曾视破真相的人，这面具是有危险的腐蚀性的。生活在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一个知识份子如何对待政治不但显示了其人格特质，长远来说，更决定了香港能不能保有它自英殖民时期以来一路为之奋斗的主体性。由于法轮功是中共宗教迫害的聚焦点，也是当代中国黑暗的核心，对于法轮功的态度是今天探测一个知识份子良知底线的基石。
对于打压法轮功的政策，香港宗教界的反应无疑是更合乎伦理的。二零零一年，在民政委员会为打压法轮功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上，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代表一致决议：对宗教自由的捍卫高于一切。两年后，香港人坚拒二十三条而走上街头的精神和这一宗教界的决议遥相呼应，呈现了香港人拒绝弯折的自由意志。对照之下，高举批判精神的李天命匆匆提笔而就的“思方拆土轮”不免启人疑窦：这，难道是这位分析逻辑教授护航北京的方式？
让我们提醒彼此：“没有人该对别人提出反对，也不该以侮辱的语言互争。反之，我们却应细心而深切地尊重他人的心灵自由。”（威廉詹姆斯，《信仰之意志》）无论我们对法轮功持什么态度，信仰自由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必要机制，人权具有界定性意义的一环。迄今为止，法轮功修炼人遍及数十多国，只有在中国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即使仅仅出于好奇，我们是否该问：“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出现了什么差距？”
在这一背景下，把法轮功在中国承受的迫害以“行政措施”四个字轻轻带过，表露了李天命对真相的缺乏认知，以及他对自己的时代缺乏作为一名知识份子所应有的关注。同时，这篇长文侮辱式的行文更显示了李天命对于法轮功的非理性态度。（待续）
──转自第88期《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