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1日毒奶粉事件在国内外压力下引爆至今，时间已经超过两周，虽然很多黑幕还没有被揭开，但是事件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晰，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让人悲愤的一点是有数万名儿童身体受到奶粉中添加的三聚氰胺的侵害，至少有四名儿童被确认死于食用三鹿奶粉，而全国来看潜在的受伤害儿童可能高达数百万。
第二，这此毒奶粉事件不是一个偶然性的食品安全事故。早在2008年3月份三鹿集团就已经得到毒奶粉造成的伤害的报告，但是他们一直压制瞒报相关消息，直到2008年9月11日，还在高调宣称他们的产品绝对安全。
第三，根据质检总局事后的检验报告，包括蒙牛，伊利等知名品牌的产品都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这几乎变成乳制品行业的潜规则，乳制品行业以及更广泛的食品行业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第四，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相关政府机构，如质检总局，卫生部，工商局等部门在此灾难性事件中的懈怠，渎职等草菅人命的恶劣行为让人发指。
第五，为了维系奥运形象，营造所谓和谐氛围，企业负责人，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共同串谋，压制新闻媒体，使得毒奶粉事件一直被有意“和谐”，最后在新西兰政府的直接压力下，才得以曝光。这些部门已经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无疑，这次毒奶粉事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将是空前的，对党国威权体制也将给与沉重的打击，有朋友认为这也许就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那么面临公共灾难，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集团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很遗憾，迄今为止，所有的应对套路都是陈旧的，也就是廉价的政治作秀，精细的舆论控制，蜻蜓点水般的问责忽悠。在这个原地踏步走的过程中，真相被继续屏蔽，权利被继续践踏，正义无法彰显，苦难得不到抚慰。
让我们先看下政治作秀。胡做了一番重要讲话，提到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而温则斥责奶粉生产掺毒奶粉的企业“没良心”，并表示对那些没良心的企业要“一个也不放过”。把毒奶粉事件这么重大的责任事故归结为干部不知道群众疾苦，麻木不仁，或者企业没有良心，这肯定不是智力和认知的问题，而是有意大而化之，虚而化之，通过道德指控来回避实质性的体制性问题。
而在三聚氰胺依旧在相关食品领域蔓延（液态奶，大白兔奶糖等）的时候，一些政府官员又迫不及待的出来为奶制品的安全性背书。正如网友事先预料的，官员公开喝奶肯定成为一个新闻。比如9月26日就有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石家庄市副市长张殿奎及各部门领导带头饮用放心乳制品的新闻。更为可笑的是，据说酒泉市政府日前作出了一项规定：机关干部职工带头喝牛奶，每天一斤，“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其实这些低劣的政治小品，无法经受一个最简单的追问：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们，官员？
在精细的舆论控制方面，威权体制已经驾轻就熟，从内容的多少，尺度，用词的取舍，传播的半径等等都有一整套的操作说明。毒奶粉事件的爆发某种意义上耗尽了奥运盛世带来的公众心理认同，而此时恰好神七应时而来。因此，大力宣扬“神七上天，太空行走挥舞国旗”之类的欢喜来对冲毒奶粉事件带来的悲情是喉舌的当然之功。君不见，在神七这个事件上，新华社也许用心过猛，连新闻都早产了。当然，这种频繁使用的塑造社会心理的做法本身已经类似于假奶粉，没有多少营养功效了。正如有朋友嘲讽的，这次神七冲喜效果不理想，愤青们不够尽职要负全责。事实上，正如许多网络观察者所提到的，经过毒奶粉事件这一次灾难，愤青们和五毛党几乎消失。其实原因也很好理由，在毒奶粉事件中，只有是个人，就能看出专制肿瘤在其中的毒害角色，只要是个人，面对无数婴幼儿受害的惨象，都会发出怒吼。因此虽然威权体制可以通过控制媒体来引导舆论，通过暴露部分真相来继续掩盖更多事实，但是威权体制的这些精细化操作未必带来他们期待的后果。广泛的抗议声浪，民意海啸依旧在网络和民间口耳相传，受害者维权行动也将持续展开，这些压力不是威权体制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所能化解的。
这次毒奶粉事件中，以官员辞职免职等形式展开的问责行动初看似乎还有些看点，更多和更高级别的官员在民意压力下丢了乌纱帽。不过显然，“人民群众”并没有拍手称快，在人们眼里，这些官员被罢免实在是“罪有应得”，在这么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中，他们仅仅失去官位，对他们来说做梦都应该发笑。其实他们应该被追求渎职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
另外，这次问责行动并没有涉及那些应负更大责任的党务机构。正如刘晓波先生在其《中宣部也是毒奶粉泛滥的罪魁》中指出的：垄断公共危机信息来大面积地损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被封锁，最初的灾难真相被隐瞒，必然导致病毒的迅速蔓延，民众在浑然不知中毒。轻则危害健康，重则终身疾患甚至丧命。在此意义上，封锁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所谋杀的，不仅是信息本身，更有民众的知情权和生命。然而，宣传部门的官员们却稳如泰山，既无人出面道歉，也无人遭到处罚。更离谱的是，毒奶粉危机爆发后，有关部还在进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也就是在继续犯罪。除了党务机构和意识形态这些责任人之外，目前为止，卫生部，农业部，河北省政府，内蒙古政府并没有官员为此事件承担责任。其实，在毒奶粉事件中，应该被问责的部门和官员还有很多。仅举媒体报导出来的一些人和事，就可以看出所谓问责是多么有限，多么不彻底。
四年前安徽阜阳“大头奶粉”事发不久，三鹿奶粉曾经位列媒体公布阜阳市45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中。然而据说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之后三鹿集团神秘的被撤出“黑名单”。四年之后回头看，我们有理由追问当初危机公关下，掩盖了多少猫腻？
而在2007年，因为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导致美国家庭的一些猫狗死亡，引发了对国内乳制品的质疑。但是2007年5月8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出声明，说通过紧急部署对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十二类的八百批次食品进行专项抽查，均未检出三聚氰胺。以如今乳制品行业大范围使用三聚氰胺的现实来看，质检总局当年的声明已经很难让人信服。那次检验是如何进行的？质检总局是否涉嫌有意隐瞒？李长江虽然已经辞职，可是真相如何，国人却没有得到一个必要的交代。
而在毒奶粉被踢爆之后，三鹿集团先是试图抵赖，公开说曾经委托甘肃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请问甘肃质检部门谁该为此说法负责？
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在被抓之前曾放话给媒体“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过汇报。”请问，有关部门是哪些部门？据说田文华的女儿在博客里也声称：“其实，各家奶粉厂都在用同样的配方做奶粉，三鹿只不过是撞在了枪口上。此时此刻的各家奶粉厂都沉默了，这就是无言的事实。卫生厅、卫生部经常来人，吃吃喝喝，还拿红包，就是不干活，来一次就相当于敲诈一次，从来不检查，政府也有责任吧？？？”能否给田文华母女一个说话机会，指证那些机构和官员？能否展开一个透明的全面的调查？
三鹿奶粉事件中，一些代言明星迫于压力，出来道歉。可是劣迹斑斑的CCTV呢？须知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曾经以《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为题，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调查，向观众尽情地展示了中国婴幼儿奶粉标竿企业——三鹿集团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如何追究央视误导公众的责任？当然，这些年中国的公共灾难中，央视的角色从来都不甚光彩。
温家宝先生曾经说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并且要对那些没有良心的企业“一个也不放过”，问题是那么多政府机构和官员却在流淌着带毒的血液，而那么多参与和纵容作恶的机构和人员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个被放过，那么这种有选择性的，不规范，不透明，不公正的问责风暴又何以服众？因此，难怪很多评论认为让几个官员下台的问责依旧是舍车保帅的政治游戏，把处在风暴眼的几个官员撤职免职来取代制度之恶。其实真正的问责制度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公众可以依法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逐级追究各级官员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责任体系中没有缺失的环节。而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下，公众其实是缺席的，无法通过制度化的通道参与问责体系。那么当局宣扬的所谓问责自然只能是蜻蜓点水，是对民意的安抚和忽悠。
不过，在一个由宪政。民主。权利等关键词组合成的公民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公众是不会长期缺席的，虽然缺乏必要的制度通道，公众的声音却已经越来越大声。而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也许2008年的公共事件中，没有一次具有毒奶粉事件的深度和广度。这事件以一种极端悲惨的方式撕开了威权体制下编织的稳定面纱，撕裂了社会精英对于威权体制的温存幻想，越来越多的的人们明白，生活在威权体制这个“最大的免检产品”（请参见冉云飞先生的精彩论述），意味着社会正常的监管制度，预警制度，媒体监督制度全部失灵，病毒袭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免疫，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精英阶层政治保守心态开始变迁，对既有政治安排的认同开始逆转，这将动员更多的精英群体参与到民间主导的对抗性结构（请参见吴强先生的相关论述）中来，政治变革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缘此，我们督促执政集团，正确认识毒奶粉事件的危害，对受害群体进行充分尽责的救济，继续追究官员和行政机构的责任，放弃媒体管控，放开公众参与，只有如此才能重塑公共信任。同时在社会变革潮流面前，不要继续闭目塞听，做政治鸵鸟。而应以这个危机为契机，推进系统性的制度变革，建立公民本位的现代政治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在无数灾难群体面前尤其是那些被伤害的婴幼儿面前自我救赎，避免下一次类似危机的爆发。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才能产生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2008年9月27日
－－转自《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