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台北二十一日电）中国毒奶粉事件爆发后，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是第一个披露毒奶粉制造商是三鹿集团的记者。最近，简光洲撰文指出，他在报导中点名三鹿集团当天，因为担心受到企业指责并挨告，整个晚上都睡不好。
“人民网”引述简光洲在文章中说，因为他在报导中点名三鹿集团，引来一场奶粉品质问责风暴，“我没有丝毫的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
他表示，“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导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导，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是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简光洲说，“我很能理解这些媒体的顾虑。对今日的媒体来说，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难为他们的是，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
他表示，对今天的中国记者来说，在市场化浪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失去前辈新闻人和自己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记者。
简光洲说，在报导中点名三鹿集团后，“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汹汹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他表示，隔天下午，他接到自称是“三鹿公司的刘小姐”打来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
简光洲说，“在业内，媒体被企业用金钱‘封口’已是公开的秘密。从这次三鹿奶粉事件来说，有没有媒体收过‘封口费’？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是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还是不想指责这些媒体，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媒体人，你无法理解现在媒体生存到底有多么地艰难！在生存就有问题的时候，良心会价值几何？”
他表示，“大学上新闻理论课时，教授们批判西方媒体被财阀掌控，在打着自由名义的同时又失去自由，年轻的我们曾对此非常失望。然而，短短的十来年内，中国的媒体似乎遭受同样被企业收买和控制的命运。”
简光洲说，“我有点杞人忧天，如果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没有良心，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船头没有瞭望者，这个时代的大船又会开向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