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摘录)2008年9月8日，晚上9点多忽然接到领导电话，说山西襄汾发生泥石流了，正逢当地赶集，截止到晚上8时，已经死了26人。他要我立刻去事发现场采访。我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觉得事情不大，不过死了26个人，离特别重大事故的30人还差着4人呢，这种事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干嘛要跑到那个发生过黑砖窑的地方去一趟？
但上命难违。上网查了资料和路线图，定下去太原的机票，收拾了行装，已经12点钟了。女人的事情比较多，要考虑化妆品的瓶子容量不能超过机场规定的100毫升，光把洗面奶，护肤液倒腾便携装小瓶就折腾了半天。
9月9日5点10分起床坐飞机去太原，8点5分到目的地。襄汾离太原还有三四百公里，包车当然是方便，价钱却太贵，报社虽然有钱但不让这么干。我听信汽车站咨询员的介绍，坐了一趟去侯马的高速汽车。下午两点钟，司机经过襄汾把我扔下。我从高速路钻铁丝网出来，铁丝网太小，我背着行李过不去，一下把我掀翻在地，我的右脚被铁丝刮出了血。要到国道，得爬上一个高高的坡，我手脚并用，几次差点滚下来。
总算爬上了路，发现这个地方人烟稀少。往前走了一会儿，一辆黑车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襄汾陶寺乡。他要我一百块，我答应了，我满裤子满脚满手是泥上了他的车，他也不介意，还拉我到加油站清洗。这个司机知道陶寺乡出事的事，他告诉我那里是矿区，有个库坝塌了。而新华社昨天报的稿子说是暴雨引发泥石流。
两点半左右，我来到了陶寺乡，一打听，出事的地方叫云合村，在一个好几百米的山坡上。天灰濛蒙的，下着小雨。老远就有两个警察设置了路卡不让人过，而这里离山顶还有好几公里。我下了黑车，找到一个警察跟他蘑菇了半天，他就是不同意我上去，说上面危险，让我跟临汾市委宣传部联系，别上这儿来。另一个警察心眼儿比较好，让我搭一个救援队送食物的车上去了。
走了没多会儿，食物车停下来了，他们不走了，要在那里休息。而前面是一大片泥路，两旁是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我一个人往上爬，凉鞋踩在稀泥里没觉得什么。一边走一边打听，看见几个农民模样的就停下来问他们看没看见昨天山体滑坡的事。刚开始他们都说不知道，后来一个姓刘的农民想告诉我一点事儿，正好一辆公家的车从这里经过，我给它让路，就靠边走了两步，结果一脚踩进稀泥里，泥巴一下子淹到我的膝盖。那个身材矮小的农民赶紧过来拉我，结果我的凉鞋陷在了泥里，他又帮我把凉鞋捞出来，弄得一手臂都是泥。
姓刘的农民大致介绍了发生泥石流的情况，他告诉我是选矿厂的库坝塌了，库坝里面装满了水和泥沙，矿工早就跟矿上说了这回事儿，但矿上没放在心上。被泥流淹没的市场大约有1000多人，因为当天赶集。我隐约感到，泥石流的说法很蹊跷，而且26人的死亡人数也很可疑。新华社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谢了他，继续在泥泞的路上走。后面有一个年轻人跟过来问我是不是记者，他叫我到指挥部去办一个采访证，否则不让进。这时候一辆农用车过来了，货箱空着，他上去了，我跟他喊让我也上他们的车，前面的路太难走了。他死活不肯，示意让司机把车开走，我眼睁睁地看着这辆车跑了。
大约20分钟后，终于走完一段泥路，远远地看见半山腰上聚集了很多人。我到处找指挥部，村民们说在上面。我问他们情况，他们都表示不知道。我跑到一个院子里洗满手慢腿的泥，有个好心的农民给我打水。我洗完了，这时候有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看起来有点文化，他给我讲，他的亲家、亲家母还有姐夫当时都在菜市场买菜，他在这里等着认尸，现在也没找到，估计活不成了。
他介绍了这个名为塔山铁矿的情况。这里原先是临汾阳铁公司（未核实）的铁矿，后来卖给一个翼城人，这个翼城人很有背景。他来了之后就利用以前废弃的选矿挖出的库坝，把选矿挑出来的水、泥、沙都堆在里面。时间久了，库坝承受不住，就垮了。
其他几个人又表示，新闻上播得不对。 9月8号那天没下暴雨，而是跟今天一样，下着濛濛小雨，哪里是暴雨造成的泥石流嘛。
我初步判断这场泥石流可能是人祸，现在迫切地要知道矿主叫什么名字。于是继续往前走，没料到没走几步，又碰见关卡。两个警察这回是真不让我上了，非要让我给宣传部的人打电话。而每一个中国记者都有的经验是：宣传部那里，除了政府援救得力之类的屁话，几乎什么可靠的信息都问不出来。
这时，有一个背背包的男孩也上前跟警察蘑菇，我一看他的打扮就知道他是记者。警察也不让他去。他就跳下田坎跑，田坎有两米高我跳不下去，就从另外的平路跑。脚下全是松软的泥土，我走不动，于是脱下鞋拿在手上跑，一会儿就跑离了警察的视线。背上的电脑沉得要命，男孩也意识到我是记者，就跑过来拉我爬上田坎。我们一路往上走，一路躲避官员模样的人，因为我们的打扮太不像当地人了。
这个男孩是本地出生的人，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一路走下来已经成了搭档。他告诉我矿主叫张培亮，是山西“三段”的人。三段身处官场之中，牛得很，任谁也撼不动。
又走了快半小时，山路走得我气喘吁吁。我们来到了一片居住区，这里有很多人，一群一群地站在路边，等着前方传出信来，看谁家的死人被发现了。一会儿我们就被数十人围住了。经过采访，情况越来越清晰，村民们说的信息大致无误：不是天灾是人祸，跟违规使用库坝有密切关系。张培亮从去年冬天开始选矿打井，抽出来的水和选矿挑出来的泥沙都堆在废弃的库坝里。之前矿上开会就提出库坝有塌的可能，希望尽快修补，但还没有修就出事了。
这时，新华社已经报出了新塔矿业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都是过期的，这家企业是违法企业。可是人家明目张胆地雇佣这么多工人挖矿至少有一年多，可见这个张很有点来头。
村民们认为，死亡人数远不止9月8日的26人和今天的34人。他们透露了一个信息，有人看到大铲车挖出尸体后又埋了进去，所以十分愤怒，有些人已经和政府谈判去了。后来又有信息确认，有些村民看到的尸体超过百具，政府才报34人，很不可信。
事故现场就在前面，我们最想看最想拍的地方马上就要到了。这里有许多警察、武警、官员把守，看见我们两个人立刻拦下。
你们去找宣传部的人。不知道那个地方新闻办的人说。
在下面你们让去指挥部，指挥部不在里吗？让我们进去。
不行。
我们走了这么半天，你们总该找个知道情况的人过来介绍情况吧？
一会儿宣传部长过来。
吵嚷半天，还是没进去。过了半天，那个宣传部长走过来看了我们的证件，说了一句：什么报纸？不认识？扭头就走了，回头对我们说，你们看新华社通稿吧，他们在里面采访。
这时，我看见几个穿戴整齐的记者模样的人，在里面走来走去，他们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身上乾乾净，一看就不是向我跟我的临时搭档走上来的，我们两个身上全是泥。
磨蹭了几分钟，官员们的黑色奥迪、越野车来来往往。忽然我瞅见那个盯我们的新闻办的人不见了。我和搭档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往山上爬，三下五除二就走出了他们的视线。几个村民立刻跟上来跟我们带路。小雨霏霏，山路滑溜异常，我几次差点跌倒滚下去，好在村民们立刻拉住我。有一个村民还自告奋勇地给我背越来越沉重的电脑包。
到了一条田坎，旁边就是泥石流现场，再也没法走了。右侧上面的山坡就是垮塌的库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左下两块梯田下面是被淹没的市场，只听大铲车突突直响，还在挖死人。当时库坝爆了，瞬间泥流冲下，大约有十丈宽，云合村在一两分钟就完蛋了，那个市场少说也有一千多人。除了做生意和和买东西的以外，周围还有一圈平房住了很多人。光是山下那点泥就差点害死我，他们在山腰上，离库坝也就二三十米，泥流下来，这些人不可能活下来。这个村就这么大，要是活下来，早找着了。
给我背电脑包的是个矿工，他们一家住在市场边上。出事前一天晚上他去了临汾，早上接到电话说出事了，回来看什么都没有了，他唯一的家产就是身上的衣服裤子。他的侄女、侄媳妇在市场做生意，全埋在里面了。
当时雾气濛濛的，不过泥石流肆虐过的场景依然能看清。放眼望去，泥石流流过的地方是一大片斜坡，海拔有一百米高。斜坡上全是泥糊糊，田地、村庄啥都看不见，有一颗树折断了歪在泥里，只剩下稀稀疏疏的树枝。
4点半左右，我们下山了。山上的小路太滑，几个人一路搀扶着走。走到泥泞的大路，我这才知道我的凉鞋害死我了，稀泥太滑，我的脚往前挤，凉鞋快挤断了，脚被勒得疼痛无比。我脱了鞋光脚走，路上全是尖利的小石头，扎得脚生疼。有很多官方的车下山，但没有人肯拉我们。这样走好几公里，怎么才能赶到临汾市发稿？就在这时，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拉着一位大姐，他听到我们的叫声停下车，我上了他的摩托车。我的搭档说你到山下等我，我叫了出租车。我满身都是泥，手上也是，没法扶住大姐，就把身体紧靠着她，免得掉下去。她干净的衣服上被我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全是泥，但她一点都不介意。
他们到家了，我下了车发愁如何走到山下。过了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又来了，他说再送我一程。他的车停下后，我就到路边一个小店，向老板娘要水洗脚，以便走下山的路。老板娘端了一盆水出来，竟然是温水，她怕水太凉冻着我。我跟她素不相识，她的善意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我发现我脚上那双天美意的凉鞋鞋带断了。这个牌子是我最爱穿的，因为她家的鞋十分结实。
我站在路边，忽然想起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搭档叫什么名字，一路上他一直扶着我怕我摔下去，又给我提供了很多线索，竟然这样就走散了？我赶紧给刚才采访过的村民打电话，让他把同行的名字、电话告诉我。
很快，搭档的出租车来了，我们一起搭车进了临汾市，随便吃完面条已经7点。吃完饭出来，发现腿沉重得抬不起来，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啊。找了一家宾馆住下，老天，这里的价钱已经超出了报社的规定，但我管不了那么多，直接住进去。又电话采访了数人，核实了一些关键情节，已经7点40了。
正在写稿，编辑不停地来电催。我心里有气，心想我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家坐享其成催个什么劲儿？我写稿一向很快，自信已经是很尽职的记者，有本事你来试一试？一会儿要怪我稿子写得不好，俺就痛骂你们一顿。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也有苦衷，我的稿子回得晚，他们的签版晚了要扣钱的。要怪就怪报社不近人情的制度。
可以想像的是当天新华社的发的通稿是什么。其实我也很想了解政府是如何救援的，如何进行善后的，以及如何回应村民们关于死亡人数、重埋尸体的质疑的。因为这些事关事情的客观和公正，村民们提供的信息不一定就全对。但他们认为我们这类报纸是去添乱的，所以一副高高再上，不鸟你的样子。不过，关于我们采访到的遇难人数估计一千的数据，可信度相当高。只要明天一发稿，他们想赖账也赖不了。瞒报死亡人数是官方经常的做法。
9点40分，稿子终于写完了。两个小时两千多字，真是神速！我有点佩服自己了。终于可以洗澡了。去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刚才带着浑身的泥点子在写稿，连脸上都有两滴。这副怪样，晚上吃饭的时候难道没人看得出来？
洗完澡出来，才发现腿上、脚上有七八道刮破的伤口，脚底板也被石头划破了。什么时候弄的？除了钻高速路带刺儿的铁丝网刮破的那道外，其余的我不记得了。
不知道明天的稿子发成什么样，也许报社领导一害怕，稿子就不上网，不上网就没有影响力，就等于没写。唉，身为中国的记者，就是这个命。
2008年9月9日晚23时35分
我发回报社的原稿：
山西襄汾矿区泥石流系违规堆矿料
集贸市场夷为平地遇难人数估计上千
本报记者黄秀丽
9月8日上午7时40分许，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塔山矿区发生泥石流，矿区所在的陶寺乡云合村淹没在滚滚洪流中。截至昨天下午，官方统计数字为已确认死亡 34人，据本报记者的现场调查，泥石流爆发只有几分钟时间，将山腰一个两亩地的集市全部淹没。村民粗略估计，遇难人数可能上千，有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矿工及其家属。
“光我们重庆老乡里面，就有6个孩子成了孤儿。”当地一位矿工透露，昨天中午，他们因为迟迟不允许辨认尸体，和当地政府发生了冲突，双方进行了谈判。
（小标）泥石流爆发只有一两分钟
昨天下午2时许，天灰濛蒙的，下着小雨。本报记者前往陶寺乡云合村采访。云合村位于襄汾县和临汾市的交界处，铁矿资源丰富，山上有很多当地人俗称的“矿窝子”。离事故现场还有三四公里，当地警方就设置了警戒线。
记者沿着泥泞的山路前行一个小时，沿途看到，村庄大片的土地已经淹没在泥石流里，大铲车不停地将稀泥往外铲，开出了一条勉强可以行走的路。路上随处可见一群一群的人，他们从附近赶来，打听失踪亲人的信息，希望能进入现场辨认尸体。
村民魏光飞目击了泥石流发生的全部情况。 9月8日恰逢赶集，早上7点多，魏光飞和邻居大嫂一起赶集买菜，走到离市场还有一百多米的十字路口，他碰见几位老乡就聊了一会儿天，大嫂一人去了市场。 7点40的时候，他看见路上一辆警车倒着开，很惊讶，回过头就往山头看，“我看到稀泥糊糊大概有十丈宽，哗哗地像山洪暴发似的喷下来，市场立刻夷为平地，市场外边有两栋平房，也推平了。我拉着老乡就往山上跑，吓得脸青面黑。整个事情也就一两分钟。”
另一位矿工肖友成一家人住在集市旁的平房里。 9月7日，他有事去了临汾，第二天早上9点多听说家里出事了，立刻赶回来。走到半山腰，他看到泥石流冲下来三具尸体。 “我拉了一个女的出来，死了，她身上是光的，衣服被泥巴冲跑了。”而肖友成自家的房子已经淹没在泥糊糊里，“我身上就剩这套衣服裤子了，连外套都别人给我的。”肖友成说，他的两个侄女、一个侄儿媳妇都被泥石流冲走了，两个孩子成了孤儿，现在还在学校，没敢去接他们回来。
下午4时许，记者躲开警戒关卡，绕道来到山顶。虽然雾气深重，但仍能见到泥石流肆虐后留下的可怕场面：大约有100米高的山坡全部淹没在泥糊糊里，看不到一间房子、一棵农作物的影子，一颗大树折断了倒在泥里，仅能看见稀疏的树枝。
（小标）违规堆料库坝塌陷
事故发生在塔山矿区即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很多矿工都是从四川、湖北过来的。矿工的家属住在村子里，形成一片一片的居住区。
昨天，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向媒体透露，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2006年4月被吊销，采矿许可证2007年8月过期，这是家矿业公司属于非法企业。但记者在现场采访部分矿工，他们对此情况并不知情。
知情人士透露，新塔矿业老板名为张培亮，该矿是前几年他买下的，此人在山西有极深的背景。以前一家国营矿业在山顶上曾经选过矿，遗留下一个库坝，废弃了很多年。张培亮买下这匹山，开始重新选矿。 “从去年冬天起，他们就开始打井了。”一名矿工说。库坝以前装满了干沙，张培亮接管后，将沙挖出来后，“重新推了个堰塘，选矿挑出来的泥沙、水，都堆在里面，堆得越来越多，坝堤承受不住，就爆了。”
此前，关于库坝的安全性问题曾在矿上高层会议上多次讨论过，不少人都表示有溃堤的可能。事发当天，矿上有一百多人在开会，库坝爆裂后，不少人也被卷进了泥石流中。据信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军（音）也遇难身亡。
本报记者在现场采访，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数十位村民围过来。他们纷纷表示，昨天发生事故时，天并没有下暴雨，仅仅下着濛濛小雨而已，这是不可能冲垮库坝的。发生泥石流不是天灾，是人祸。
知情人士介绍说，事故发生后，张培亮以及其他矿主已被警方控制。
（小标）对遇难人数的疑问
在通往事故现场的路上，遇难人士的家属们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够辨认亲人们的尸体。矿工们和家属通常是三五家人租住一个院子，各家各户都有淹没在泥石流里的亲人。
来自四川奉节的舒萍一直红着眼睛。 9月8日早上，她老公、弟媳、表妹去买菜，现在生死未明。前面不远的集市所在地，大铲车一直在嗡嗡作响，不停地挖着尸体，但还没有找到她的亲人。
附近大邓乡的村民张洪喜站焦急地告诉记者，他的亲家、亲家母，在市场上卖副食，他的妹夫当天早上挑了梨到市场去卖，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他不认为他们还能活着回来，整个村都平了，埋在泥里的人早就没气了。
记者注意到，在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泥石流冲过的痕迹。记者不小心踩入，立刻陷进去，稀泥陷没进膝盖。当地救援的人士搭了一些木板在上面行走，以免发生危险。
对于9月8日、9月9日官方公布的确认死者人数，大多数村民表示不能接受。 “集市大约有五六个篮球场那么大，周围一圈平房，住的都是矿工和家属。里面有卖副食的，卖衣服的，还有很多三轮车。”村民魏光飞这么形容，那里大约能容纳上千人，非常热闹，云合村、贺家庄、大邓乡的下庄、矿窝子姜家沟、卧龙等地都会到那里买东西。那么大的泥石流冲下来，活下来的可能性极小。
“挖出来的尸体不准任何人进去辨认。”一名矿工说，9月8日晚上天擦黑的时候，他们几个老乡从山背后的小路绕上山，看到了大铲车正在铲尸体。 “他们把尸体挖出来之后，又用稀泥盖住了，大家非常气愤。”泥地上，摆了一排排的尸体，加上早上挖出来的，他认为至少有上百具，而不是34具。
昨天上午，数十位村民强行冲进了警戒线，和警方发生了冲突。下午三四时许，本报记者赶到现场时，几位村民代表和警方代表正在进行谈判。一位参与谈判的人士向本报介绍说，他们提出4个条件，一是挖尸体时，需要家属在现场监督；二是妥善接待遇难者的家属；三是从9月10日开始，允许家属辨认尸体；妥善安置孤儿。 “除了第一个，其他的条件他们都答应了。”
据介绍，云合村住了外地人相当一部分没有进行暂住登记，这给统计遇难人数和人员信息带来了很大难度。 9月8日当天，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向村民们询问失踪人口的信息。
本报记者及新闻晨报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临汾市及襄汾县的有关人士，介绍事故和救援情况，遭到拒绝。临汾市委宣传部一位人士看了记者的证件之后，表示“这个报纸没听说过，你们用新华社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