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不少人欢呼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我仍然要说，北京奥运不值得称赞。因为北京奥运的每一项辉煌表现，其实都靠的是极权政府的强力支撑。难道不是吗？
说到京奥的亮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其奢华盛大的场面超越前人，一是中国赢得金牌第一。
不错，北京奥运场面大，气派大，硬体设备新，后勤服务周全。但这并不值得我们称道。古今中外，专制统治者都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大兴土木，大办豪华庆典，反正国库的银子随他们花，老百姓随他们调遣。就连小而穷的北韩都能把他们的庆典和运动会搞得气吞山河，让人眼花缭乱。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就逊色了。国际奥会主席罗格说，北京奥运已经设置了一个高标准，希望以后的奥运城市能超越这个高度。但有加拿大学者马上说加拿大做不到，两年后将在温哥华举办冬季奥运会。这位加拿大学者说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难以超越北京奥运，因为加拿大不可能通过这么庞大的财政预算。别说加拿大做不到，世界首富美国也做不到，因为它们的纳税人不会同意。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体是党，是政府。人民不是主体。人民不过是他们手中随意使用的“力量”而已。北京奥运能办得如此豪华，那恰恰是因为在中国，纳税人没有代表权。按照华尔街日报，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第100位，比纳米比亚略高，但落后于哥伦比亚。显然，一个人均收入只排第100位的国民，无论如何是不会为办一场超一流的运动会而疯狂烧钱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金牌第一也不值得称道。因为它不过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尽人皆知，中国的运动员和外国的运动员不一样。中国运动员不是业余的，也不是靠门票靠广告的，而是由政府出钱包养的，而且还是从小孩子就抓起。中国虽然是金牌大国，但远远不是体育大国。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2004年完成的“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显示，中国人均占有体育场地1.04平方米，远远低于日本的人均约19平方米。这就是说，中国在金牌体育上取得的成绩，是以牺牲大众体育为代价的。有人说我支持举国体制，因为它能提高民族自信心。这种说法充其量反映了说话者自己的价值偏好（准确地说是投合了专制统治者之所好）。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民的价值偏好。举国体制的要害还不在于政府集中力量培养金牌选手，而在于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却根本不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强奸就是犯罪，即便有少数人喜欢被强奸也罢。既然北京奥运的空前盛大和中国金牌第一这两大亮点，都是建立在纳税人没有代表权这一可悲事实之上的，那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极权统治者深知人性的弱点。他们知道，大兴土木，大办庆典，不但可以显示统治者的赫赫权势，更妙的是，它还可以强化被统治者的认同，让很多被统治者暂时忘掉自己被剥夺被损害的可悲处境，误以为自己也分享了统治者的光荣。这就是古今中外的极权统治者都乐此不疲的原因。36年柏林奥运也是盛况空前，令许多德国人扬眉吐气，小小的东德居然两次在奥运金牌数目上超过美国。北京奥运无非在抄袭而已，而且还抄袭得很不高明。希特勒办奥运，还知道做点姿态，把迫害犹太人的调子降一降，更不曾把自己的良民百姓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所以我说，在今日中国，连民族主义也是假的，否则你如何解释那些民族主义者们对自己的同胞被政府大张旗鼓地歧视排斥都一声不吭？
说到作假，除了开幕式的假唱歌、假弹琴和假焰火外，最恶劣的是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假报年龄。这比一般的作弊更恶劣，因为它不是运动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如果说运动员偷服禁药必须通过专门检查才能发现，单从外表上看不出来，那么，14岁的女孩子不像是16岁，这是从外表上就能一目了然的。因此，这就不只是鱼目混珠，简直是指鹿为马，欺人太甚。这也是一种举国体制，举国撒谎体制。
事到如今，已经没人把2008北京奥运和1988汉城奥运相提并论了。其实，如果北京奥运放在二十年前、放在1988年举办，那反倒有可能促进中国的人权与民主。可见二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不进反退。可见这是时机问题而不是时间问题。因此，那种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就会越变越自由越民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中国自六四后走上邪路。我们不可随波逐流而必须力挽狂澜。
奥运是中共的面子工程。面子主要是做给外人看的，是给外国人看的，特别是给外国的精英与政要们看的。鲁迅早就讲过，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受优待的，“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于是，外国人“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然而也正像鲁迅指出的那样：“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北京奥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它和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京奥模式应该否定，必须否定。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