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金牌阴盛阳衰是因中国女子较能忍受非人地狱训练，即女孩子能吃苦，许多穷家女被迫走上这条血泪之路。而且女运动员服禁药也比男性更能提高体能。
尽管中国由于儒家重男轻女传统加上过去二十年的一孩政策，人口男女比例已失衡至一百二十比一百，但非常奇怪，中国运动员却是阴盛阳衰。从一九八四到二○○四年六届的夏季奥运会，中国男女选手所得金牌总数比例为四十七比六十五。若与美、俄两国比较，从一九九六到二零零四年三次奥运会，美、俄、中三国的男女选手所得金牌总数比例分别为七十九比三十七、五十四比三十和三十一比四十五，唯有中国女选手高于男选手。这次北京奥运亦不例外。
为什么在阳盛阴衰的中国，也是阳盛阴衰的国际奥运体坛，中国的奥运体坛却是阴盛阳衰？就从我亲身的体验，不仅是中国男性，中国女性的体能平均而言，也明显比洋人弱，何以却能在竞技场上称霸呢？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中共官员说“女孩子能吃苦”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分析这“阴盛阳衰”现象时，认为女选手能“吃苦耐劳”是一大原因。前中国游泳总教练陈运鹏也说，“中国女子选手相对比较吃苦听话”，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同样说，“女孩子能吃苦”。游泳运动员周亚菲这样描述奥运备战训练：“日复一日的训练从早上五点一直到晚上十点……我不知道这种训练是否科学，但这不利于我们的健康。”一名年仅十三岁“拿到许多荣誉，但是因为超负荷的训练，小小年纪就伤病缠身，最后只能放弃自己的梦想，重新回到校园”的前体操女运动员伤感地回忆那段“皮肉生涯”：“教练经常……拿棍子打，有时候用手打或者脚踹…… 不反抗，因为我很清楚，反抗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曾名震一时的“马家军”就是这种中国式魔鬼训练的典型。教练马俊仁以严厉手法训练一批女子中长跑运动员，据报导是毒打与羞辱并施。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曾发表震撼人心的《马家军调查》，文中提到马俊仁甚至伸手探进运动员衣内撕掉惹他讨厌的胸罩：
“老马果然发现了她们胸部的异常……老马站在队前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小贱逼！又想什么啦！你们想野汉子啦？学会臭美啦？非得找几个大老爷们操你们不可啊？我越来越管不住你们啦是不是……终于怒不可遏……伸手从运动衫的后领口猛然掏入，揪住乳罩硬撕下来，狠狠地抛在足球场上，队员们不敢反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随之而来是压抑的抽泣却又不敢哭出声来，任凭老马连骂带揪，揪出一只抛掉一只，又扑向下一个……转身疾扑王军霞而来，王军霞……大哭出声掉头就跑。老马更加愤怒，紧扑两步没扑着，弯腰抓起地上的一块大砖头就砸了过去，王军霞跑得快，算是没砸着……”农村女孩王军霞敢发难，极其罕见。她出走后说“以前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谁比我更想自杀呢……我当时只是觉得再这样练下去，我非崩溃了不可。脑子里经常会有自杀的念头出现……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斗争后，我觉得我一定得离开，大不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像我这样对生活对生命都绝望的人，咋整也无所谓了。”
女孩子能吃苦”就是这个意思。这方面女孩子较男孩子有优势，因为男子体力较大，性格也较刚烈，教练随意挞罚会危及自身安全。中国女运动员所吃的苦，在一般文明社会根本就是为法律所不容，若有教练敢像马俊仁那样胡来必会被运动员齐心合力制服并送官，还要对被侵犯运动员作巨额赔偿。
体育寄宿学校学生多是农家女
中国政府使用人海战术，从全国挑选数以万计少年作专门隔离式地狱式培训，以奥运摘金为最高目标。因此，最终能够排众而出的只是极少数。当中有极大的赌博成分。而且绝大多数运动员都要面对退役后生计无着的问题。目前在中国三十万退役运动员中，近八成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等生存问题的困扰，当中不少因过度训练而变成残障。退役后当搓澡工的中国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起码还能走动自如，但昔日马拉松世界冠军艾冬梅及其队友郭萍因训练超负荷而几乎全部脚趾移行错位，连皮鞋也不能穿。三十岁的郭萍很想结婚和工作，但脚部严重变形，每走至多十分钟就得坐下来休息，比缠足妇女更不堪，想过自杀的郭萍说，“没有人愿意娶一个不能走路或干活的跛子……我当时跑步是想将来有一天能让父母过得更好。可现在我成了他们的一个负担。”现在她还要跟同样贫病交迫的艾冬梅找律师向原主教练王德显追讨王被指在过去近十年暴力侵吞她们的廿多万元奖金及补助款。这就是中国精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见证。
这样违反人性、残害身体、糟蹋尊严、成功机会渺茫、没有保障，还要牺牲学业的运动员生涯，一个人若非为势所逼，或走头无路，决不会轻言投身，即使误堕其中，也不能坚持下去。中国政府就看准了中国妇女比中国男人更低贱、谋生更困难这优势，将之尽情发挥，让无路可逃的中国妇女承受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和羞辱，不打不成器，严师出高徒，从而突破人类体能的极限。虽然，中国的父母绝不会因拒绝让子女受训而要坐牢，但一个让人生死自便的不义社会很容易的就会把人推上这条血泪之路。
的确，数据显示，这些甘心接受地狱式训练的中国女运动员许多来自贫困农家，她们是全家人能否从地狱跃进天堂的希望，作用跟中国古时要十年寒窗的科举制相似。著有《北京大赛︰奥林匹克对中国意义何在》（Beijing’sGames:WhattheOlympicsMeantoChina）的现任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苏珊·布朗（SusanBrownell）在这问题上也有同样观察。她说，很少白领和居于城市的父母会把子女送进这些体育寄宿学校，而来自农家的女选手特别集中于竞跑、马拉松、举重等几个项目，“中国妇女的社会流动较男人弱，而当中又以农村妇女为甚，所以参加体训可说是唯一出路。”
中国农村妇女另外的三条常见出路：种田做工厂奴工或下海为妓，并不见得比进体育寄宿学校受刑更加吸引。
农村贱女脱贫致富之道
所以，中国妇女或中国农村妇女的境况越悲惨，中国政府就越能够乘人之危。绝大多数国家的男性自杀率都比女性高，唯中国是极罕有的例外，原因是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由于生活太苦而自杀率超高。中国全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自杀率百分之二十五，全国九成以上自杀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而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又比农村年轻男性自杀率高百分之六十六。可见，中国体坛是不愁没有新血的。这样，中国政府就可以人弃我取，专攻女子项目，特别是专攻像竞跑、马拉松、举重这些较冷门的、靠死工夫、要吃大苦、并且随时会令运动员外型走样、一般女子视为畏途的项目。
因此，就如洋人把赌博视为娱乐而中国人把赌博视为致富之途那样，对于中国运动员，特别中国女运动员来说，投身体育运动决不是像洋人那样的因为好玩为了兴趣更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在近于绝境下杀出一条生路并发大财，让自己和家人脱贫致富，从贱民阶层跃升为大众偶像，或嫁入豪门。当这一天来临，受过多少苦都是值得。中国运动员是出了名没有礼貌的，原因就在此，因为什么温柔惇厚都被非人训练淘空了，体育比赛就是你死我活、脱贫翻身的血泪生涯，不成功便成仁，唯一目标就是奖牌，甚至只是金牌。那么，与记者交谈或与旁人寒暄全都是毫不相干的无聊事，特别是要是她们也看穿了这些记者和观众本身也是有份支持的这个逼人忍受非人折磨方能求存的不义社会制度。相比之下，那些来自较文明和均富国家的女运动员，本来就已活得悠哉悠哉，无须靠夺奖来脱贫，争胜动机甚弱，她们除非天赋条件极好，是很难打败那些目露凶光的中国女选手的。就像被形容为如斗牛犬般进攻的乒乓球手邓亚萍，她那种嘶哮声，那个对手听了会不感到心惊？邓后来回顾那段艰苦岁月，也说，“当时没有其他的退路”。
女运动员服禁药效果大
中国体坛“阴盛阳衰”的另一个原因是，与男运动员比较，女运动员的表现有较大“改善空间”。美国前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兼奥运选手教练帕特·康诺利（PatConnolly）十多年前就察觉到中国体坛阴盛阳衰（见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纽约时报》）。当她在九十年代初看到中国奥运女选手突然脱胎换骨，屡破世界纪录，就觉得事有蹊跷。理由是，既然中国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基因库，同一样的训练设施和训练专才，为什么女选手的表现比男选手好那么多？马俊仁说秘密武器就是“甲鱼汤和冬虫夏草”，那么男运动员不是也可以吃吗？她再参考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体坛也曾出现阴盛阳衰的反常情况，就怀疑中国队阴盛阳衰也是用药所致。她说，男性由于体内的睾丸酮（testosterone）远比女性多而体能较强，因此运动员可通过服用睾丸酮的衍生物同化激素（Anabolicsteroid）来改善表现，而窍门在于：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这种外服同化激素对提升女性体能作用甚大，但对男性体能效用轻微。其次是，她说也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这些禁药在女性身上较难检验出来，因此女选手可以到较临近比赛时才停止服药。
在柏林围墙倒下之后，当局发现了东德共有十六个运动科学实验室，当中有四个专用作研究和应用同化激素。中国政权比前东德更封闭，并有要向世人证明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和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的特殊需要，而且中国政府更花得起钱，也更深得“兵不厌诈”的《孙子兵法》精髓，所以，确有理由怀疑，中国在这方面只会比东德做得更猖狂。而中国也可能用上一些西方科学界所不孰悉的中药材料作掩饰，就如中国的水产养殖商利用中药来破解欧盟质检那样。
但女运动员使用同化激素代价很大，也就是外观和生理上会越来越趋近男性，譬如声音变粗、胸部变平、长出胡子和不能生育等。这样的代价，除非是不知情，一个女人若非万不得已，怎会接受？但在绝望的中国农村，肯这样豁出去的妇女应该不少。
看东德，金牌可以救中国吗？
前中国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失意于体坛后生活潦倒，于去年忍不住揭露了自己在吉林体工队时，一直在教练的瞒骗下，长期服用男性激素“大力补”（这是中国体坛的流行禁药），招认说“所有的金牌都是假的”，“队友们也服用这些药物”，“我吃那个药第二年就开始长胡子了”。到去年底，邹春兰只好做整形手术，让外观看起来还勉强像个女性，但依然无法生育。同样，在一九八六年第十四届欧洲田径锦标赛上表现惊人的东德女子铅球冠军赫迪·克里格（HeidiKrieger），后来发现被当局长期暗中喂食同化激素，负责大规模向东德运动员暗中施药的前东德体育主管ManfredEwald与药物医疗主任ManfredHoeppner均已罪成，并由此揭发在前东德约有一万名运动员被政府长期暗中施禁药。怪不得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八年奥运会上，人口约只有两千万的东德在金牌榜上竟然可以超越美国，仅次于苏联。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暗中施禁药只可能在东德、前苏联或中国这样的极权封闭国家发生，这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体育竞赛中极吃亏之处。后来克里格由于已变成一副男相，女性性征尽失，而不得不变性为男性，改名AndreasKrieger。
从邹春兰、克里格及许多在颁奖后才被揭发或自行招认的服药事例看来，运动员服用禁药只要深得其法是不容易被验出的。而且，不论一国的选手中有多少人被发现服禁药，也只会褫夺有关选手的资格，而不会褫夺有关参与国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勾当也够划算。最终，还是要依靠运动员的荣誉感和道德水平，以及运动员会否面对像中国女运动员所面对的那种魔鬼诱惑：可凭借夺奖而一夜之间脱贫甚至致富。
一九九○年九月，在德国统一前夕举行的第十五届欧洲田径锦标赛上，东德表现最好，甚至终于压倒了走向瓦解的前主子苏联，其金牌和奖牌总数分别是十二枚及卅四枚，而西德的金牌和奖牌总数分别只有三枚及七枚。但东德最终没有因奖牌最多而获救，一个月之后，东德消失在统一的德国中。金牌可以救中国多久？
－－转自《开放杂志2008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