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对杨佳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于这个判决，人们大概不会感到意外。一方面，六条人命，案情太重；另一方面，杨佳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只能听任当局的摆布。杨佳是否会提起上诉，现在尚不得而知。但从7月1日袭警到9月1日宣判，案件本身和这两个月的审案过程，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教训。我认为有两个教训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案件的审理过程，典型地反映了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体制性缺陷。袭警案发生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上海有关当局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千方百计地想尽办法来掩盖事实真相。（1）扣押知情人。上海警方在案发当天下午就派人到北京把杨佳的母亲扣押隔离起来，人们至今不知道她的下落。这同黑社会的非法绑架有什么区别？第二天当杨佳的好友郏啸寅在网上揭露《上海袭警事件内幕》后，警方立即把他抓起来，并且以“涉嫌诽谤罪”正式逮捕，使他不可能同别人接触。（2）排斥杨佳自主聘请辩护律师的机会，对外宣称已为杨佳聘定了辩护律师，而所谓的辩护律师却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十分明显，由原告的相关利益者来充当被告的法律顾问，不可能是被告杨佳的自由选择。这既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也超出了律师的职业规范和道德底线。（3）制造假象，拒绝公布真相。警方为了说明去年7月10日并未虐待杨佳，出示了当天在街头的对话录像录音，约有四分钟，而在派出所近六个小时的录像录音，却秘而不宣，为什么？杨佳回到北京后多次通过信函和电子邮件，向闸北分局申诉，提出索赔和处分有关人员。这些材料很能说明真相，警方却拒不公布。（4）8月26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佳故意杀人案”，开庭时不但没有亲属和民间律师到庭，连新闻记者都被拒绝旁听，像新华社、解放日报这样的官方喉舌也被拒之门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全封闭的秘密审判方式？
下面我想进一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杨佳一案“典型地反映了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体制性缺陷”。
首先，两个月内，网络上围绕杨佳一案的帖子很多，但官方媒体却噤声不语。上海警方封锁消息，舆论媒体紧密配合。据说中宣部曾经下令，关于杨佳一案的消息，一律不许擅自报导。前几天，有一位朋友把我的一篇小文章《一步之遥：从杨佳到“人肉炸弹”》，发到我在“博客中国”的专栏里，不到一天，在有七百多读者时就被删掉了。禁止新闻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杨佳一案里表现得非常突出，非常典型。
其次，杨佳的亲属、维权人士、广大民众，都被剥夺了对杨佳一案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知情、表达、参与，都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像这样杀害六条人命的惨案、大案，官府本应将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向民众披露，让人们了解情况，发表意见，官民总结教训，以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悲剧。但上海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挖空心思地掩盖事实真相，不允许民众知情、表达，更谈不到参与。甚至不惜采取黑社会的办法，绑架杨佳的母亲，剥夺她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把她全面控制起来，以免外界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如此恶劣的行径，充分暴露出专制体制的反民主本质。
再次，上海的政法部门，从公安局到检察院、法院，在杨佳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漠视法制，知法犯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杨佳案不符合“本法另有规定”的条款，显然应该公开审理，8月26日开庭时却是极端秘密的审判，连新华社记者都被拒绝入内。同时，把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强加给杨佳，实际上剥夺了法律赋予杨佳的权利。（2）《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而最了解杨佳案情的郏啸寅和杨佳的母亲，却被警方关押控制，完全被剥夺了“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这不是公然违法是什么？（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人民法院第一审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杨佳一案，既无关国家秘密，又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为什么不公开审理？显然，上海第二中级法院是为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蓄意违法的。这里牵涉到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关于人民检察院也有类似规定。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却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受党委政法委的领导，法院和检察院从来就没有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更可悲的事实是，那些政法委书记多数是从公安部门、党委机关等处调来的，根本不懂法律，却又要在各种各样的案件上指手画脚，作决定，发指示，而司法、检察机关还必须听从这些外行人的指挥。在这样的政法体制下，我们还有希望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吗？
当然，这个事件也反映出杨佳的十分缺乏法制精神。如果他有起码的法制观念，他就会求助于法律，而不至于选择这样残酷的报复手段。正是殴打杨佳的警察和杨佳都缺乏法制观念，才酿成了今天的悲剧。我们可以说，杨佳袭警，是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而对杨案的审理过程，又表现出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专制主义特征。
根据上面分析，杨佳一案是否“典型地反映了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体制性缺陷”，可以说是洞若观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现象不是杨佳一案所独有的。在遍布全国各地的群发性事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体制性缺陷”。这些群发性事件，每年数以万计，2003年是5.8万件，2004年是7.4万件，2005年是8.7万件，基本趋势是逐年递增，以致有关部门对2006年、2007年的情况就不敢再披露了。越来越多的群发性事件，对和谐社会、和平崛起，都是莫大的讽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掌握权力的贪官恶吏凭借不受监督的特权，可以肆意剥夺民众的物质财富和自由权利；而在民众起而抗争的时候，又可以置法制于不顾，肆无忌惮地动用警力，加以镇压，甚至抓捕维权人士，把他们判刑入狱。与此同时，还利用控制舆论的无限权力，厉行文化专制主义，禁止媒体报导事件真相，剥夺媒体的新闻出版自由。在绝对权力的高压下，民怨沸腾，还有什么和谐可言？所以，要避免杨佳悲剧重演，建设和谐社会，就应该充分实现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贯彻法制精神。特别是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这是可以带动整个社会自由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发动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保证。
近几年来，和平崛起的高调时有所闻。奥运会的成功召开，更助长了人们对这问题的兴趣。有的人大谈我国“软实力”的提高。从民族自豪感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讨论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软实力”，那就是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什么是“软实力”？这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是能够使其他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地怀有敬意的力量，是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力量，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力量。而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则是普世价值的最充分的反映。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社会的崛起，它的和平意愿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的信任和欢迎；而一个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国家的崛起，却只会带来其他国家的恐惧。所以，要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使世界各国都不怀恐惧地承认我们的和平崛起，就必须树立并加强自由民主观念和法制精神，并且体现于制度法规，贯彻于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具有了足以和平崛起的“软实力”。
总之，要避免杨佳杀警的悲剧重演，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和平崛起，都必须彻底转变“缺乏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的状态，建立自由、民主、法制的新秩序。这是我们可以从杨佳袭警这个案件里得到的第一个重要教训。
第二个重要教训是维权运动和所有维权人士都应该认真吸取的，这就是应该把维权运动放在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上。杨佳事件是一个不应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的悲剧，但事实上它却发生了。无论是对于被杀害的警官，还是对于杨佳本人，这都是一个悲剧。我在近几年写的几篇关于维权的文章里曾经提出，维权运动应当坚持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开展抗争。杨佳的抗争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他采取的斗争方式却是单枪匹马地进行报复，结果使自己陷于违法、不利的困境。不错，那些有权力的人总是习惯于动用暴力手段来对付民众的抗争，以致激起维权民众的暴力回应。但是，暴力反抗绝不应该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刘晓波最近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要“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我十分赞成。因为我们抗争的目的是维护我们的权利，夺回被剥夺的财富，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应该是诉诸舆论，诉诸法律。虽然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一律，使可供我们利用的空间十分有限，但绝不是毫无利用的机会；特别是有了互联网的今天，它为维权者提供了维权活动的新天地。虽然那些贪官恶吏总是藐视法律，无法无天，但法律毕竟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可靠武器，何况社会上还有着大批志愿投身于维权运动的律师和知识分子，构成为维权运动的强大而理性的动力。所以，诉诸舆论和法律，应该是维权运动的最基本的形式。而以暴易暴，却只能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杨佳去年受到殴打致伤后，如果能够向法律界咨询，寻求帮助，或许可以找到更妥善的解决方法，避免这场悲剧。但事情已经这样无可挽回地发生了，我们除了痛惜被杀害的人和杨佳的宝贵生命之外，应该充分吸取教训，不要以暴易暴，而是要通过舆论来争取援助，通过法律界来进行合法斗争，避免再出现杨佳式的悲剧。
最后，我希望广大群众通过对杨佳一案的反思和总结，能够提高对维权运动的认识和支持。
维权运动是一个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它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参与。维权运动是由一个一个的维权活动形成的，对于一个一个具体的维权公民来说，目的是讨回公道，取得合理的补偿；而就整个维权运动来说，不仅是要讨回公民失去的权利，而且要创造一个公民权利不会被剥夺的、合理的、和谐的社会。也就是说，除了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外，还要争取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这是符合于全体公民的利益的。所以，维权运动不仅属于维权民众，同时也属于所有的人民大众。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之下，最后才能实现维权运动的目标：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民主革命的目标。
2008年9月6日
－－转自《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