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开北京五元桥下的“艾未未工作园”绿色大铁门，手机时间显示：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十四时四十二分。其时艾未未设计的“鸟巢”正在不远处隆重举行京奥田径赛。艾未未拒绝去观赛，一如他拒绝参加京奥开幕式。艾未未真怪，既以举世无双的“鸟巢”创意为京奥帮忙，又以“艾未未博客”猛批京奥浮夸风──悲哀京奥“体现了一个闭关锁国、缺少自信、异常迂腐的体制。你（中共）根本不能和世界说同一种语言。”因艾未未是“鸟巢”创意设计者，他对京奥的系列批评令全世界刻骨铭心，犹如威力无穷的导弹震荡历史，让京奥组委会深感：“成也艾未未，败也艾未未”。
收留四十只流浪猫
“艾未未工作园”实为正方形，估计有一千平方左右，大门居右角连甬道，左角立一间小平房工作室，右底角连贯两间大平房工作室，左底角独立一栋二层家居楼，围墙房屋皆青砖青藤，园中央显要之地是青草、荷花、奇石和杨柳；中央一棵大杨柳树上有一硕大鸟窝，随着光线明暗变化，或“大隐隐于朝”，或“如日中天”，让人猜想，莫非艾未未为京奥设计“鸟巢”，其灵感就来自这家园中的鸟窝？再看到满园悠哉游哉的各色大猫──园里共收留了四十只流浪猫和七只流浪狗，艾未未堪称“流浪猫狗之友”。在“艾未未工作园”中，流浪动物的数量在同一时间中永远多于十来个员工和客人、主人，其彩色毛须要远胜于几个“洋打工”的金发黄毛。
如此生态，不可能不深刻地影响主人的精神状态。生活于一个真实的鸟窝之下──小小鸟巢极具“安全、温馨、母爱、自然、健康”韵味，相伴于众多流浪动物之中──流浪动物比流动民工更渴望公平公正法治，这或许是艾未未博客中有许多质朴真话和对弱势群体深沉关注的直接来源？
艾青预言成真
一个人的出生年代是其个性发展的基石。艾未未生于反右之灾。著名右派诗人艾青对爱子的拳拳期待，可能是对艾未未深具人文关怀的一种血缘促进。艾未未母亲高瑛（艾青第三任妻子）在《我与艾青》一书中回忆，一九五七年五月，艾未未在北京出生时，艾青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也许是一个杰作！”为给自己的第五个孩子起个好名，艾青闭上眼睛翻辞海，睁眼一看，是个“威”字。自叹：“（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威风的？”便从“威”字四声中找出“未”字，说“就叫‘未未’吧。现实太残酷了，叫他爱未来去。”
尽管艾未未矢口否认父亲对他有大影响，今日看来，艾青预言可谓神机妙算──艾未未今年五十有一了，仍然没法在中国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只有等待未来；艾未未不是“等待戈多”般空等空谈，而是以建设性努力与依法抗争加速未来的早到──一面热情为京奥贡献鸟巢等建设性创意，一面严厉监督批评京奥的浮夸风、专制风，这真是一种“爱未来”的共生追求──对专制者也并非一概拒绝，对自己心爱的“鸟巢”成为浮夸风的表演场所也毫不留情面地揭露──艾青预言艾未未将是自己六个子女中的“杰作”，可谓心想事成，名副其实。今天能像艾青一样抨击时弊，深抒愤懑的，艾青六个子女中，只有艾未未。
“看不见真相不交流”
自二○○五年十一月“新浪”邀请艾未未开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者就成为艾未未的主要工作。“艾未未工作室”似乎由艺术展览设计、文化建筑设计扩容为“采访工作园”。艾未未坦承，“（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访谈，（来访者）一半是反华媒体，另一半白痴。”
此次我算是亲炙了这一景观。
因远在深圳，曾想与艾未未电话访谈。但艾未未说他从不接受“电话采访”。来京相见，才明白他何以从不接受“电话采访”，即使是当面访谈，你若一面采访，一面给他拍照，他也必停下来，无法说话──艾未未只能在与采访者没有任何干扰的直面时才能说话，他特别喜欢访谈双方眼睛对视着倾吐。
这种“看不见真相不交流”的方式，让艾未未采访者只能苦苦等待。我在“艾未未工作园”待了两小时，有一个小时花在等候──旁观比我先到的一家电视台采访，期间有人一拍照，艾未未就恳求停下，他无法在有第三者照相下进行访谈。
等到艾未未请我进入客厅访谈时，其女秘书又不断前来报告，又有加拿大、德国的两家杂志着急采访，艾未未只得无情地推到明天，后来又有申报采访的，艾未未干脆一口拒绝了。
然而我们访谈到半小时，有几个金发洋贵宾闯进来了，艾未未也让他们一边候着。这让我有一种如在酒楼吃饭时，一旁有人站着等座的压迫感，只得匆匆结束。此时方体会，我一到机场，艾未未电话请我快过来一同出去吃饭，意在那样可从容多谈一些时间。可惜由于在机场遇到麻烦，迟到两小时，失去了最佳访谈良机。
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明白了艾未未有个“看不见真相不交流”言论准则。也知道，如今艾未未生活在一种“天天以接待访谈为主”的特殊生态中。这是一种既有成功感，又让人疲惫的生态。
关心自己思想能否整体问世
访谈开始，艾未未就问能否全文发表──他关心他的思想能否整体问世。这可以理解，每一个被访者都不想浪费时间说些不能发表的话。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有许多“白痴媒体”的国度，艾未未的担心不是多余。我向艾未未承诺，会在有的媒体全文发表，但有些纸媒因篇幅限制，可能有所删节，但决不肢解破坏原意。
以下就遵守承诺发表几段原汁访谈实录。
“没遇到不方便和麻烦”
朱：以“中国特色”惯例，有些敏感言论有时虽然侥幸出笼了，但接着会有些麻烦。你关于京奥的尖锐直言，已引起海内外强烈的关注和反响，大家都很赞同，也很敬佩。这种评价对你目前来讲，带来什么不方便或麻烦？
艾：我（现在）没遇到任何不方便和麻烦。很多人都问我这方面的问题，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我们确实来自于一个很旧的社会。这个社会带着很多的猜测和判断。实际上很不适用的，至少在我身上。因为我确实对政府的很多策划作出了（批评），我认为也是蛮激烈的批评。但是呢，我的用意也很明显，我是从来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一个人，我不认为我看到了一件事情，我应该对它有什么需要掩饰的，没这种必要。很多人就问：那么为什么你没有受到处置，那我认为这首先是政府的一个进步，（政府）在我这个个体上，有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尊重。在这点上，我也很尊重它们。我觉得现在社会是需要互相尊重的。尽管批评和争论始终存在，但是尊重仍然是需要的。在这方面我没有异议。
对京奥的尖锐批评是对政府的尊重
朱：那就是说，你认为你对京奥的尖锐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政府的尊重？
艾：当然了，当然了。我如果不尊重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我的被批评者，我都不会提出这种批评。
朱：鲁迅说过，最大轻蔑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许多人批评政府，是对政府的关心和医治。否则，根本就不尿你。但让人困惑的是，同样有些人也用你这样的类似方式，在对政府提出这样一些充满期望的批评和质疑。可这种批评的命运多半是，第一，它出不来，享受不了你这种“由你去”的优惠；第二，即使出来之后，也会遇到一些麻烦，有关部门会请去“喝茶”，会监听其电话邮箱，甚至设法让其失业，让其家人失业……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艾：第一，我不能为他人的处境作出解释。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人怎么批评或者受到了怎样的待遇，虽然我听到过很多。但是，如果任何人因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志受到任何体制的处置，对我来说，那都是不可容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都是对于人类共同尊严的一个侵犯。
京奥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表演
朱：能不能用一句比较明了简洁的话，表述你对京奥“体育盛会”的评价？
艾：我觉得社会的不同利益体都会对它（京奥）有不同的评价。我的评价完全建立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从事艺术的、这么一个五十岁的人，在北京居住的这么一个人的这么一个看法──我认为：（北京）奥运会本身对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它邀请国际的这种所谓的大家庭。
奥运会来到中国，能够进一步的检验交流一些共有的价值、价值观，或者说增强这种了解和信任。但是从中国现在目前做的方式上看呢，我觉得仍然没有走出过去的那种套路，使这个（北京）奥运会仍然陷入了一种缺乏自信，缺少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需要的更加完善和完备的这种（多元）信息方式，在这方面的这种缺失，造成了很多令人很难以想像的痛苦。这种痛苦，我觉得无论对于中国的国民本身还是对于国际社会，都是一个损失。
朱：对京奥开幕式，现在很多人在批评它有很多非真实性的信息和谎言，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艾：我觉得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脱离了现实基础、缺少社会理想、内容形式都是虚假浮夸的一种堆砌。无论是它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还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理解，包括所谓的对未来的展望，都是空的和没有含义的。它（京奥）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表演。它沿袭了中国这种政治宣传的传统文化和手法。
张艺谋是“臣妾文化”代言人
朱：京奥开幕式失败的主要责任，是由张艺谋来负，还是由另外的人来负？
艾：我觉得张艺谋……我觉得不应该是张艺谋个人的责任，张艺谋只是一种“臣妾文化”的代言人。他既不具有真正文化上的这种价值，也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我觉得这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问题。中国文化跟这个时期执政的政府，跟全民的状态都有关。包括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朱：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倒要承担“臣妾文化”主要的责任？
艾：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
朱：只是说相近张艺谋的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
艾：也不是。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
朱：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也就是说中国的“秀才”都有责任？
所有知识分子都有责任
艾：当然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表达当然跟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关。
朱：那是否包括你在内呢？
艾：包括每一个。我说的是所有的，包括每一个。
朱：那肯定也包括着你在内了？
艾：我可能还不算知识分子。
朱：你觉得你还不算知识分子？你太谦虚了！
对于刘翔“退赛”，你怎么看？
艾：我对这些具体的事件，实在是兴趣不大。因为这里面，在中国的这种操作当中都有着很多复杂的层面。可是这些归根到底，它都是在一个大的文化政治背景下的一个很小的事件。
朱：京奥结束之后，你觉得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艾：我觉得北京奥运会仍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某种象征的含义。它标志着一个社会，从一个传统的封闭性社会、区域性的价值体系走向了一个普世方向，不管是情愿不情愿，走向一个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和更加依赖性的这么一个结构。
朱：最后问一个小问题，你对香港的自由媒体，比如说像《争鸣》、《动向》等等其它一些媒体，是什么印象？
艾：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我只知道，它们是……好像是属于比较反共的媒体。
朱：这种“反共”在你来讲，是应当包容还是应该完全地排斥，还是什么？
艾：我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任何思考、任何思想都需要得到一种事实的检验的年代。所以说，不管任何反对意识形态，或者反对某种政治利益，或者是什么的言语，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朱：能不能问问你的家庭状态？
艾：特别不希望问到。
朱：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说了许多真心话。
难忘的“强暴者雕像”
离开“艾未未工作园”时，我又望了一眼右底角工作室中柜上的一尊“强暴者雕像”──一个蒙面悍匪，右手举着手枪，将一个美丽少女压在桌上以“后进宫”方式强奸……这显然是艾未未喜爱的艺术作品之一，它将无数专制暴行与谎言浓缩其中，让人震撼不已。
什么时候，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强暴者雕像”来控诉与提醒？我没有问艾未未，估计他也不一定能说出准确时间。
－－转自《争鸣杂志2008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