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在线报导】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最近在BBC中文网发表文章称，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不仅未能像日本、南韩那样促使本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提前出现各种经济衰像。
何清涟表示，除了股市、房市双双大幅下挫之外，更令中国政府头痛的是引进外资下降，如日韩台企业在华投资今年上半年锐减31％，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更是从2003年以来逐年减少。上海美国商会与思艾伦咨询公司于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称，在接受调查的美、日、欧制造商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相对其它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
她认为，面对数千家港台企业破产撤离以及随后更大的撤资潮，中国政府强自镇定地宣称这是调整产业结构、重新进行布局的结果，仿佛胸中已有应对之策，这话可谓半真半假。
她质疑，何谓“半真”？因为近年来中国制造引起国际间贸易磨擦加剧，北京确实想通过提高税收、调整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去，同时再引进一些具有品牌、技术、资源优势的外资。这类策略以前曾获成功，如2000年与2005年中国发生的两次外商撤资浪潮，都与中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本国能源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最后迫使美国电力、赛德能源和西门子等国际电力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
但要说中国政府对目前的经济困局有应对之策，却是假话。因为当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撤离之际，中国政府预期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企业却并未形成气候。何以会出现这种“麻杆打狼两头空”的局面？这与近几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以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评估有关。
何清涟表示，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她认为，外资想要中国市场，还得考虑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这两类问题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监管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外企为获准一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它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
何清涟称，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是：过去，大量出让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现在，不肯让出市场，却使具有品牌、技术与资源优势的外资裹足不前。
何清涟曾在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也曾供职于《深圳法制报》社。多年来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作包括《现代化的陷阱》和《雾锁中国-中国大陆媒体控制策略》等。体控制策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