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十九世纪涉及大片领土的中俄东部边界争议，最近达成最终协议，全线勘定。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中国断无收回失地的可能。但决不能容忍中共以剥夺人民权利的独裁方式处理外交问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月廿一日在北京和中国外长杨洁篪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附图。传媒宣称“中俄四千三百公里边界全线勘定”，杨洁篪表示这是一个“政治上互利共赢的结果。”俄外长则强调中俄边界从此将是一个“永远”稳定友好的纽带。很显然，这不是“四十一年边界谈判画上句号”，而是十九世纪中鸦片战争以来，中俄边界纠纷的了结。换言之，中国在远东割让给俄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永远不可能“收回”了。
为此，廿一日、廿二日相继有新唐人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来访，我简单地谈了对中俄东部边界问题的看法，并批评中共的秘密外交。鉴于议题的复杂性和涉及一些重要原则，有必要再以此文作一些探讨。
东部边界：中国最大的领土问题
分析中俄东部边界问题，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入手。实则所有国家的边界纠纷，都离不开这两个方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局限。
中国百年来的边界争议之多且深，几乎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拟。从北方和俄罗斯的争议，顺时针算起，日本、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中亚三国、蒙古。可谓四面八方皆有。其中部分已经和解，部分仍然悬而未决，甚至变成老大难。问题有大有小，背景也不尽相同。这里只宏观地谈谈东部边界问题。
讨论的资料依据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教授主编的这部著作（八册，有简明版），是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来“两大成就”之一，不仅是学术杰作，也是外交谈判的重要依据。从这部地图集中可以看到，中俄远东争议地区，从十三世纪即已纳入我元朝的版图，而且范围之大，延伸到西伯利亚的北极圈。属于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到了明清，该区为女真族即后来入主中原的满族地盘，东至库页岛，北延西伯利亚。惟今蒙古、内蒙、青海、新疆，尚为明廷之藩国，到康熙乾隆以七十年之征战，拓地万里，才建成中国史上最大的帝国。十八世纪中叶乾隆王朝，奠定大体如“秋海棠”状之中国版图。各省建制亦如今朝，分十八省、若干区。
但是，和今天版图最大不同者，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中俄东部边界争议地区”。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清灭了明朝后，和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南北分界线，从唐努乌梁海——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至北海。这条长达四千公里的界线的中方领土包括后来独立的外蒙、黑龙江东及乌苏里江东、连库页岛。除外蒙外，面积至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有人比若四十个台湾那样大）。
中国迄今强调《尼布楚条约》是平等的合理的。此约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鸦片战争，俄国便趁虚而入，开始蚕食中国领土，一八五八年胁迫满清奕山将军订立《瑷珲条约》，一八六○ 年又签《北京条约》。这两个经清廷批准的条约就大体画定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中俄实际边界。即将黑龙江以北六十万、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连同库页岛共百余万平方公里划归了俄国。外蒙则于一九四六年被南京政府承认独立，中国版图于是从“秋海棠”变成了“老母鸡”。
尊重历史是解决边界争议的前提
十九世纪被俄国割让去的东部土地，在十月革命后，有了一个转机，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先后三次宣言，表示要将沙皇“从中国人民掠夺的一切归还给中国人民”、“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但是其后几次中苏边界谈判皆无结果。尤其中方提出按《尼布楚条约》重新划界时，苏方表示“无法讨论”，到二十年代之后，中国政局动荡，抗日接着内战，中苏关系破裂。列宁的承诺只是一句空话。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实行一边倒的亲苏政策，自然不可能提出涉及大片土地的边界问题，但是当六十年代中苏翻脸之后，边界问题便成为一个作文章的题目，整个文革都在反苏的基调上展开，双方在乌苏里江一个小小的珍宝岛兵戎相见，殊不足怪。但毛很清楚，那片土地是不可能拿回来的。他说，要算这笔账只是“说些空话，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赫也不紧张，他强调“苏联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珍宝岛之役，中方死四百五十人，苏军向中国境内纵深作过“大规模炮击”。斯大林到普京一直不承认维系边界的两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实际上，在国际领土和边界争端中，已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然后以和平谈判手段，互惠原则解决纠纷。
所谓尊重历史，在中俄东部边界问题上，相当明显。尽管在鸦片战争时期，俄国进占远东清属大幅领土是趁清朝虚弱腐败之机，但正如我们研究印度和香港的殖民地历史那样，俄国的东侵和英国在亚洲的殖民一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先进的西方征服落后的东方是一种历史现象。
俄国当时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亟需利用和开发远东资源。一八九一年开始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显示了比晚清中国巨大的优越性，竟二十余年之功完成九千余公里全线通车，同时在一九○三年修通了赤塔经哈尔滨至海参崴的中东铁路，很快在远东铁路沿线崛起一座座现代城市，人口增长三倍，而中国仍视那块冰天雪地为夷外之域。谭其骧指出，清廷在签订《北京条约》时，竟然对偌大一个库页岛之存在不闻不问。其时俄日已分占该岛南北多年，清廷名为主权国百余年并未派员管治。其实这种鄙视边远地区唯中原是尚的观念，不仅清朝中人有，连当时的先进之士如谭嗣同亦认为内外蒙古、新疆等地“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分卖于两国（英俄）每万里得价五十两……以资变法。”（见谭嗣同全集）。
国际条约合法签订的约束力
管治寒瘠之地百余年，已旧貌换新颜，你这老地主，是否凭“不平等条约”一语便可要回这块土地？而国际条约经合法程序一旦签署，便是“主权国家间的国家行为”，双方有义务与责任信守。历史上一个国家的边界，屡有变迁，是非荣辱往往复杂，文明国家之间无不以契约为准则而唾弃“丛林法则”。所以，不仅“中华民国承袭了清朝的领土疆域”，中共建国后，不管对“不平等条约”如何慷慨激昂，实际上绝不敢轻举妄动，不说中俄边界，即如中印边界，一九六二年两国为麦克马洪线之争而开战，中国推进到麦线之南，击败印军，却又不敢占领，还主动后撤至麦线以北二十公里，并将重要的达旺地区交回印度。
再看香港之收回，中共可以违宪地允许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其深层原因还是因为百余年的英国殖民地系于《南京条约》之上。周恩来执政时从未说过收回香港的话，他回答英国议员询问时，强调香港问题有条约限制。
因此，中俄东部边界“维持现状”，不是权宜之计，断无“收回”之可能。只能在十九世纪两条约框架上做些许“微调”，这就是最近中俄外长签东段边界补充议定书的实质。
中俄同意对分黑瞎子岛，中方获地一百七十四平方公里，另加一个银龙岛，其面积只占有争议的领土的万分之二。
在国际法角度之外，与其为丧失收回百余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可能性而痛心，不如视这一失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付出的一笔代价。甚至应该为那块寒冷的荒原落入比颟顸的满清人中国人更文明的人类手中而欣慰。
中共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谋略
我们再来讨论中俄边界问题面对的现实。前面已经略述中俄边界的简史。达成今天的最后解决，缘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当时江泽民和叶利钦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后有西段协定。根本不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失地，完全以《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为基础。而这是中共六四年与苏会谈及邓小平八九年五月曾予以宣布的立场。那么，江为了什么？
一、当时正是中共外交因六四杀人而四面楚歌之际，急需利用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向俄示好，建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以抗衡西方的外交制裁。继之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江叶又签了一份《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此约极为秘密，今天各报介绍中俄边界谈判过程时，对此都避而不提。但西方媒体已先后披露过一些密约内容，包括承认中国过去未承认的多项不平等条约、中国军队自边界后撤一百公里、中方要回几个小岛等。二○○一年江与普京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约中明称双方“没有领土要求”。透过边界谈判的妥协，完全放弃《尼布楚条约》之边界，中俄关系达成联合抗美的重要步骤。不禁让人想起七十年代毛美合作抗苏的那一幕。
二、经济利益的需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市场化，能源紧缩日趋严重，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补给来源之一。而俄国远东地区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人力和原材料。俄伊尔库茨克以东总人口不足八百万，土地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而毗邻的中国黑龙江、吉林二省人口达六千七百万，土地只有六十五万平方公里。因此，在两国友好的环境下，合作互利是必然的选择。另外，向俄方军购高科技武器，拉拢俄方支持反台独，则是北京从不隐讳的政策。
不能容忍中共独裁决策秘密外交
中共处理中俄边界积案，对于中国人而言，最不能容忍的是，整个决策过程的高度保密，黑箱作业。不仅媒体不准报导、评论，就连全国人大这样的权力机构，也不见一点审议的程序。如此重大的涉及国家领土的决策，只有极少数人参与，恐怕连人大常委、政治局委员都鲜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完全是毛时代独裁统治的延续——这当然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一大表征。可是，在俄国方面对两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勘界，一直有许多公众讨论和争议，国家杜马（下议院）二○○ 五年通过东段边界补充协定时，是三○七票比八十票。连小国吉尔吉斯人得知七比三与中国划分争议土地时，还不满意，举行抗议示威。
更令人愤慨的是，中共对表示异议者，施以严厉的惩罚。程翔案即是一例。资深香港记者程翔先生被中共以“间谍”罪名逮捕，判刑五年，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报章上发表文章（署名钟国仁），质疑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和俄国签订密约，将“导致被沙皇掠夺的国土永远丢失”，“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解释交代。”程翔批评说，中共这种作法比国民党不如，江泽民也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不如，谈判过程和签约都没有公开过。
程翔的批评，绝对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中共领导人独断独行，一手遮天是近六十年一贯作风，不仅显示他们没有自信，而且也必有不可告人的私心与祸心。这些秘密外交已在自由的网络上，饱受痛斥，但真相大白，还有待于民主中国实现的一天。
（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转载自《开放》杂志八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