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大小小的警民冲突接连不断。继贵州瓮安事件和杨佳袭警事件之后，陕西省府谷县又发生了一起“交警执法，司机跳河”的案件。
据新华网报导，7月3日，府谷县交警大队发现一辆违规载人的农用车，车主怕被警察抓住下车逃跑，在被交警追赶中跳入黄河，两天后尸体被打捞上岸，家属和警方为尸体处理发生分歧，引起大量群众围观。少数人借机将两辆警车掀翻，造成交通堵塞。当晚，府谷县组织大批警力维持秩序。后来，警方将1名当值协警刑事拘留，其他5名当值人员停岗，接受检察机关调查；同时逮捕和关押了9名所谓闹事人员，并与家属达成了一致的善后意见，死者家属共获得赔偿款40万元。
分析这篇报导，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三个问题：1、如果警察正当执法，文明执法，车主自己跳河淹死，警方为何还要惩处警员并赔偿40万元给死者家属？2、如果在死者尸体捞出后，警方就作出上述处理，还会发生冲突吗？3、如果没有“少数人闹事”，警方会做出上述处理吗？
近些年来，中国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层出不穷。所谓群体性骚乱，其实就是民众自发抗暴。政府的对策照例是强力镇压。有的抗暴行动由于事发突然，参加的人数较多，政府猝不及防，消息通过互联网马上就传遍天下，于是政府陷入被动。这时，政府就左右开弓，双管齐下。一方面宣布民众的抗暴行动为“非法”，把所谓带头“闹事”的人抓起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有关的个别官员或执行人员给于某种处分，并给受害者一定的补偿。这看上去是抚剿结合，实际上是剿字当头，以剿为主；而对官员的处理则轻描淡写。例如这次陕西府谷事件，政府就祇是把几个临时工警察推出去当替罪羊。上次贵州瓮安事件，省委书记接连免去了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和县政法委书记的职务。注意：祇是免职，不是撤职，不具有惩戒性质。但与此同时却抓了几百个“闹事份子”。
需要强调的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决不仅仅是地方官员地方政府的问题。在古代，国人常常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一来是当时的政权属于皇帝一家一姓。皇帝的地位比较超然。出于自身的利益，皇帝可能有意愿、也有能力去约束和惩治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另外也由于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员做的事皇帝很可能不知情。如今的情况则不然。如今的中国是党天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本来就是一体的。特别是在强人时代之后，最高领袖无非是官僚集团的大头目，他的地位须仰仗各级官员的支持。他唯有认可与纵容各级官员利用权力贪污腐败，才能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为了维护自己的开明形象，最高领袖就祇好对下面官员的胡作非为装聋作哑。偏偏又赶上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你假装不知道都不行。例如瓮安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和省委书记的表态定性，明显是掩盖真相，明显是撒谎，其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连小学生都骗不了，难道胡锦涛温家宝倒看不出来？
哈耶克曾经指出，在极权制度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不错，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就让坏人拖下水了，这就让坏人主导局面了。在民众方面，由于现行体制缺少合法表达抗议的正当渠道，面对如狼似虎的公安，老百姓祇好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铤而走险。必须看到，中共专制政权的贪婪残暴程度，它和人民的对立程度，以及人民对它的反感程度，在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仅仅是靠着高度现代化镇压机器的帮助，这样的政权才得以维系至今。现实既是如此沉重，稍有良知者不能不深感焦虑。没有人相信这样的政权会长期存在，但问题是我们必须努力使它结束得早一些，否则我们民族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转自《北京之春》08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