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上旬以来，中国经济决策层集中在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5沿海省市进行调研，与此同时，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这一集体行动意义不同寻常，其重要背景，就是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中共高层对经济政策发生严重分歧。以沿海各省领导为先锋，质疑温家宝宏观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共不得不在奥运之前就紧急召开最高经济决策会议，而会议面对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人民币该不该继续升值。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思想，面对全球性输入通胀的压力，中国的汇率政策似乎别无选择，唯有加速升值，否则，由外贸顺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加上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飞涨，通胀将无法控制。但事实是什么呢？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在最近一年加快，上升了近10%，但中国输入通胀的压力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大了。能源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人民币升值幅度，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涌入中国，制造更多的流动性。
坚持人民币升值的人一定会说，这是因为升值的速度不够快，不够坚决。如果两年前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经济的调整或许比现在要容易许多。但为什么当时温家宝不敢大幅升值呢？仅仅因为他的知识和智慧不够吗？
把中国经济的失衡简单归结为人民币被低估，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在中国，被低估的岂止是人民币，从劳动力，资金、资源到环境成本，也就是中国所有生产要素成本，都被大大低估了，其中，农村劳动力的价值被低估的程度最为严重。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自贬身价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官营资本从中国资源的低价格直接受益，并且对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业产生了高度的寄生性。
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把农民从集体农业中解放出来，劳动力过剩就成为决策者面对的最大难题。改革领导人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上，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农村工业是对官营资本的巨大威胁。农村工业激励机制灵活，劳动成本低廉，如任其发展，打败官营资本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限制其发展，低效率的官营资本永远也解决不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1988年赵紫阳启动沿海农村工业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海外资本主导的沿海出口加工业逐渐成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就业的主要引擎。
89年赵紫阳下台，但他的沿海出口战略却得以幸存。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赵的战略在缓解农民就业困境的同时，为官营资本扩张也开拓了巨大空间。摆脱了为农民创造就业的政治压力，中国官营资本可以全力向垄断和资本密集部门扩张。但这种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也十分明显，一旦出口不利，将导致大批农民失业，而寄生于出口加工业的庞大官营资本却不可能为失业农民创造就业岗位。不理解这个基本道理，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决策者一再拖延各种有利劳工权利的改革，一再坚持低估各种资源价格，一再坚持低估人民币。
中国官僚资本扩张对资源的无节制需求可以不计本国环境成本，但最终不可避免加剧全球通胀的压力。要减少中国经济失衡带来的通胀压力，第一条就要削减官僚阶层和官僚资本对资源毫无节制的消费力，尤其是对能源的消费力。这样才能釜底抽薪。但在抑制官僚资本需求的同时，又必须提高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和农民工的消费力，才不致导致社会动荡。这就意味着要提高粮食的相对价格，提高农民工相对官僚阶层的收入。而单纯的人民币升值不仅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其结果是恰恰相反，即反而提高官僚阶层和官僚资本的消费力，减少农业收入和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既然中国的官僚资本不可能为农民创造就业，中共高层要提高农民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工资来稳定社会，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让人民币从升值转向贬值。
我相信，中国沿海出口加工业面临的危机正在逼着决策层认识到上述逻辑，而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意味着人民币停止升值而开始转入贬值周期。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