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各个侧面，隐伏着无数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历史的镜头，并记录下来，后人就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与官方历史总是着眼于实际政治利益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常常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即便这中间也有过滤、有遗忘、有不够准确之处。一句话，私人记录中往往传递出难能可贵的真实细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历史，历史的书写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回忆录变得十分重要。共产党夺取权力、掌握权力以来的历史，至今还笼罩着权力确立的尺度之下，权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历史的真相。真相逐渐揭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重新获得自我解放的过程。
以《党史笔记》受到知识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时代进入抗大，从延安一路走来，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在驻苏联使馆、在外交部，他曾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目睹并身历了权力舞台的风云变幻和上层政治的诡谲残酷，人性在革命的旗号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命运遭遇……70年的风雨仓皇，他就是红色大门内的一双眼睛，他看到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态，回忆生平的所见所闻所历，他的自述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张闻天曾是遵义会议推出来的中共头号人物，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心地比较干净，在政权到手之后，却为毛泽东所忌，先是外放使馆，再是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欲改行而不许。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泽东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这样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现代君王之下当差，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主管外交事务，无时不诚惶诚恐。何方回忆，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都不敢做主，要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呈，毛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
1958年炮打金门，北戴河会议上明明定下了解决台湾问题“两步走”（即先收回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说）的方案，毛泽东一转眼又要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强调对美帝的‘绞索’政策。因为金马离大陆近，我们想什么时候惩罚，就可以打一阵子炮。台澎离得远，打炮构不着，‘绞索’就断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变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亲自拟电批王“胆大妄为”，指名王炳南，实批周恩来。周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检讨，说毛的批评的“暮鼓晨钟”。
周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40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事后，他才知道周在南宁会议上挨了毛的严厉批评。
更可怕的是，周恩来他们的日常规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转动，“独行其是”的毛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何方一度住在张闻天家，就是替张值夜班。
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早已在党内确立。1947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风盛行，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与毛肯定和赞扬康生在山西临县的极左做法有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众所周知，储安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见，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到共产党统治下，将是自由“有”和“无”的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1946年何方到东北工作不久，与《东北日报》记者穆青、张凛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来的，能谈到一起。他就问：“国民党的统治严格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严格？”穆青他们说：“当然是共产党统治严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还可以写文章骂他，在共产党统治下，行吗？”尽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内千千万万青年仍然真诚地毫不犹豫地跟定了共产党。即使储安平1949年也选择了留下，这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个人的悲剧？1957年的大厄运降临到储安平头上时，不知道他内心有过怎样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张闻天的“右倾”冤案之中，尽管他也站在了揭发批判张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幸免，从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说，有着自由主义追求的储安平始终是共产党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么，像何方这样从小就追随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吗？数十年后，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认为自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是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他未来的命运在踏上延安那块土地时，就已注定。他被纳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之中，机器如何运转，何时牺牲哪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有偶然性，被抛弃、被打击、被牺牲的可能却随时存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延安的抢救运动不过是后来类似反右运动的预演。覆巢之下无完卵，何方是幸运的，晚年还有机会从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农村，一下乡，他就听说了饿死人的事，还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女人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他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得了浮肿病才回京。因为饿，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萝卜。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一年间，他只听到一句出格的话，是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说的：“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转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