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07月1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7月16日华盛顿报道）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最近命令中国各地所有2300个县的党政领导人接纳群众投诉，解决纠纷。在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北京对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愤怒积压导致的群体抗议事件感到不安。
华盛顿邮报等海外媒体早先报道，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半个月前下达命令，要求地方官员就地解决地方矛盾，严控有冤情无处申诉的地方民众到北京上访，以避免给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带来负面影响。
星期三，中国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等官方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
6月28号，贵州瓮安至少几万人围攻了当地党、政和公安机关，发泄他们长期积压的不满和愤怒。贵州当局以及官方媒体先是说瓮安事件是坏人和黑恶势力挑动的结果，后来又半遮半掩地承认是当地党政官员多年来滥用公安暴力、欺压民众导致的必然结果。
据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在瓮安事件之后被免职的当地公安局局长坦率地承认，“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公安局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瓮安事件发生之后的两个星期，浙江台州市玉环县11日至13日连续三天爆发外地民工与派出所公安的冲突事件，派出所逮捕抗议打人的民工，导致成千名民工示威围攻派出所。
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严元章说，人们都很明白，新近的贵州和浙江抗议事件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各地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官员长期作恶多端，造成大量社会矛盾，社会不满和愤怒大量积压，如今中央政府下令要地方官员解决矛盾，或许是中央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件好事。
不过，严元章说，他跟很多人一样心存疑虑，不知道中央要求地方干部倾听公众呼声，解决问题，到底是真能解决问题，还是在奥运到来之际，给老百姓“点眼药水”，稳住百姓，以便维持一个和谐的局面给外国人看：“我是比较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地方政府和基层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症结究竟是什么呢？是简单的相互误解或什么其他原因吗？真正矛盾在哪里呢？只有把真正的矛盾解决了，你才能取信于民。”
自从中共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民众的群体抗议事件数量近年来呈现爆炸性增长，每年数以万计。
美国兰德公司的学者谭睦瑞早先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公安部门内部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中国群体性抗议事件大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公众的权利意识增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公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公安部门内部的研究人员也承认，中国的群体抗议事件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有问题。
早些时候被免职的贵州瓮安公安局局长以及公开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中共贵州第一把手实际上也承认了瓮安的暴力抗议事件的深层原因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但是，由于政治改革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无论是中国公安部门的内部研究人员、还是在任的或卸任、免职的官员都对政治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点到即止，不敢或不能公开谈论。
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严元章说，中国的关键问题就在这里：“按现在老百姓说的话，他们的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就是老大，一言堂，什么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这种独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闻所未闻。这种独裁体制怎么解决？要求县领导倾听人民的什么东西，注意人民的什么，要为人民服务，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老百姓说的眼药水吧。”
另据香港的中国人权和民运信息中心报道，星期二，来自江西南昌的一名下岗工人到北京上访，感到绝望，跳水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