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国的版图和面积，可谓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其地域分布也占有许多优势，横跨高原、丘陵、谷地、平川，纵括热、亚热、温、寒各气候带；地形地貌各呈异彩，山川河湖遍布神州；而它拥有的各种矿产和资源更是深厚丰富。中国本该是一片人间乐土，最差总可以让人民安居生息吧。可是，中国的灾难是如此之多，多到人们总是猝不及防地就迎来了下一个。常常慨叹之：可悲。可是，这一切又岂是一句可悲能够疏解的忧思。
更可悲的恰恰是，人祸连连正无尽期；更可恶的恰恰是，人作恶还有人忙不迭地追随颂扬辅佐帮闲。作恶的手中已经控制了所有的权力、武力、警力、法力，掌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调配机制，掌控了所有舆论优势和话语权。在没有独立生存空间的社会，民间也正蓬勃生长着追随、附庸、帮衬权力的精英阶层。有一种言论在地震发生后一时甚嚣尘上，他们认为，人民常遭生离死别、社会历经天灾人祸，是对亲爱的党的执政能力的正面检验。好像正是一次次天灾人祸才给了党体现亲民亲政的机会。他们说，多难兴邦、“震”兴中华。呜呼，他们是从一次次人民的大量死难中灾难中真实地感受了党的体贴，一次次天灾人祸正是让党一次次显示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机遇。试问，中国的灾难怎么会停歇呢。
我相信，许多为政府着想的人是善良的，许多歌颂政府在地震后功德的人是好意的，许多为地震死难者和那些孩童洒泪哀痛是真诚的。我也相信，不少积极投入救灾的官兵领导是心焦的。
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有人在同样也善良、好意、真诚、心焦的情况下批评和督促造成这一灾难的真正源头中共政权呢。那些死在豆腐渣教学楼下的上万小小的冤魂是不是专制腐败的牺牲品呢？
那些为政府着想的人应该想一想，如果你的儿子在倒塌的教学楼下苦苦地等待着救命，你怎么看待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政府不允许海外专业救援队进入。闭上眼睛静静地想像一下，试着把任何一个绝望期盼的孩子的眼神替换成你的孩子。如果这样你还可以坦然地理解政府的难处才有意义。不少文人撰写文章说：“温总理含着眼泪”怎么怎么的。难道在那样的悲惨事件面前，你不是含着眼泪，我不是含着眼泪，成千上万的人不是含着眼泪。怎么温家宝含着眼泪就应该获得歌颂呢。他的眼泪就高级了，他的悲情就可歌可泣了。不觉得自己太自卑了么。而且温总理这么些年来，总是含着眼泪到处亮相，但是需要镇压异己的时候却绝不手软。
有人说：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后，布什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所以认为，温总理比布什要更加具有人情味。可是美国有更有效的救援机制，美国年年都有风灾、火灾、旱灾、水灾，美国西岸更是地震多发带，什么时候像中国这样动不动就几万人丧命。美国在过去60年里，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十二次，其中6到7级地震七次，共死难六十五人；7级以上地震五次（包括一次8.5级地震）共死难219人。而且，美国的媒体和民间什么时候像中国在灾难中那样大肆歌颂过国家领导人，恰恰相反，就像在新奥尔良飓风灾难中，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责骂布什，布什除了听着、笑着伺候着社会批评，连个屁也不敢放，不像中国遍地竟是帮闲文人赶紧出来为伟大领袖护驾。
中国原本就只有极为可怜的一小撮敢于直言批评政府，他们从来都要冒着极大危险的。紧急关头批评政府怎么了？批评不是为了更好的督促么？人民问责不对么？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来自民间的批评。台湾在9.21大地震时被民间骂得很惨，好在台湾已经不是专制社会，不需要帮闲文人跳出来为政府辩护。一个政府如果脆弱到禁不住批评，本身就是个极大的问题。可是批评者还要接受来自帮闲文人的责骂。情何以堪。
最重要的是，中共在救灾中丝毫没有停止人权迫害。5月13日照常审判了记者齐崇怀，判了他四年徒刑。5月12日以来，大批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西藏人士遭到逮捕，甚至连一些捐款救灾的访民都抓了，人道救援者黄琦又刚刚失踪了，如果你们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亲人，请问你们怎么看政府救灾的同时用更大的权力、精力和资源镇压人权。
不少文人是打着独立知识分子的招牌在替当权者辩护，以为自己能够撰写文章，就是独立知识分子了，就以为自己具有独立人格了。
本人在1994年发表在《民主中国》杂志的《知识界的依附人格及选择困境》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国社会普遍对于“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理解的巨大误区：“1965年，美国的《时代》周刊对知识份子所下的定义认为，知识份子至少应有三种功能，即：向暴政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抗拒暴政恩典、宠爱、笼络的勇气和能力；及在思想上指导一般大众的智慧和能力。到了八十年代初，《时代》周刊就“知识份子”一词的定义又发起过讨论，并征集一些著名知识份子对此词的概念进行界定，获得认同的结论是，自觉自愿地长期关注社会动态，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发表独立见解，通过舆论压力团体的作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的个人及群体。”
可惜直到今天，中国社会还是没有多少人弄得清知识分子是什么。不少人由于供职于高等研究机构，就自认为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了。殊不知，那些教书、写作、蹲办公室的人其实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就连那些高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知识份子”不是读书人或知识人，也不是专家学者。它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性质，个人或群体必需具有对社会发展的独立的监督、平衡、批评作用，知识份子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的多重属性和功能不可或缺。
知识分子和独立人格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付出直面风险的代价的，包括来自强权，也包括来自社会压力；包括来自利害权衡，也包括来自放弃媚俗带来的孤独。
2008年6月17日
－－原载《议报》第3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