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其经济发展，该报告提到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刚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欧洲的葡萄牙相当。
显然这份报告，以贵州作为中国落后地区的代表，上海则代 表先进地区了。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么上海的文明程度应该大大高于贵州。然而因为中国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政的触须深入到全国各个角落，不分贫穷或富裕，也不分野蛮或文明，贯彻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大家享受同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滋味，因此才出现贵州瓮安焚 烧公安局大楼与上海市闸北公安局行刺警察事件。目标都是最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局。也就是说，公安局成为中国民愤最大的部门。如果说，瓮安与上海的公 安部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处理上，贵州比较愚蠢，上海比较“聪明”。
瓮安事件发生后，有关女学生李树芬死因，贵州省公安厅是这样说的：“当（李树芬的男朋友）陈走后，（陈的朋友）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这样拙劣的编造，使“俯卧撑”立刻成为网路流行语，以致有人担心它会被防火墙当作禁止上网的名词。不过，男性做俯卧撑的动作，像是强奸的动作，因此不算完全造谣。但是更愚蠢的是，当民众情绪开始平静时，当局却气势汹汹的“敦促”民众自首，甚至把他们当作“黑社会”，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官老爷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威风。其实正是这些官员才是如假包换的包赌包娼黑社会分子。
上海这方面开始解释根据疑犯说法是“报复”，后来觉得不妥又删去。但是自始至终比较低调，虽然去捉“造谣人士”绝不手软，但是因为低调，因此没有酿成更大风波。
以后的不同结果是，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被撤职。同时，贵州省委还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但是上海方面还没有动静，到底闸北公安局原来处理“凶手”杨佳的事件是如何无法无天而逼得杨佳要采取一下刺杀10人的极端手段？因为看网上杨佳的博客，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甚至还有一些艺术气质。
这两宗事件发生后，又发生多起暴力抗争事件：7月2日，一名男子 为了报复拆建，在湖南张家界市一政府大楼前制造爆炸事件，爆炸至少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7月5日凌晨，海南海口市红塔卷烟厂遭人为纵火，原因是烟厂的周姓保安班长，疑因对薪酬不满，用40瓶汽油瓶点燃仓库，大火延烧近40个小时。7月5日，昆明市某小区上百人捧着一张男子遗像、拉着两条“尊重民工生命”的标语，手缠白毛巾、手持钢管、胶棍冲进一处物业办公室，双方发生冲突。30多名民警到场处理，但也被打，最后鸣枪示警才制止。
如果不是当局处理手法上有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怎么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还不是动不动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作怪？胡锦涛温家宝集团有心改革，实现所谓“和谐社会”，就应从这两个事件吸取必要的教训。
第一，改革要从民愤最大的公安系统开始，不能像当年的孙志刚案那样“个案”处理，或仅仅是废掉收容制度。而是从指导思想着手，公安到底是爱护人民，还是把人民当敌人或压榨的对象。鉴于周永康这些年领导公安部门的恶劣行为，他是改革的对象，不能领导改革。
第 二，以后发生群体性的流血抗争事件，不应在民众中寻找“坏人”，而应首先在各级领导人中找出镇压民众的官员，撤掉他们的职务，再调查事件的真相。因为他们 之决心镇压，往往是要保护他们贪污腐败的既得利益。为此要惩办“官官相护”者。今年中国出现的天灾人祸的日子都与“8”有关，125的暴风雪，314的西藏流血，512的四川大地震。不幸，瓮安事件是628，上海事件是71，加起来是88和8。离开奥运的8月8日不到一个月了，怎不令人胆颤心惊？胡锦涛、温家宝应该拿出果断行动，在政治上做出重大改革行动，而不是以全民为敌，草木皆兵，逆天行事。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