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申铧报导)转眼之间，1989年6月4号北京街头阵阵的枪声和横冲直撞的坦克，已经是19年前的记忆。在今年纪念“六四”似乎有别于往年。四川地震之后，中国第一次为地震遇难者降半旗志哀。“六四”死难者家属希望，有一天五星红旗也会为他们死去的亲人降下。
李鹏宣布戒严
这是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在1989年5月19号宣布北京戒严时的讲话。他所指的“威胁”来自手无寸铁、满怀爱国热情、呼唤民主的年轻学生。随后不久，一辆辆满载军人的军车和荷枪实弹的坦克开进北京的街头。6月4号凌晨，“人民子弟兵”终于向人民开枪……
丁子霖：“我们这份痛苦与日俱增，尤其是我们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差，这时候更加思念我们的孩子。”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老师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就在那天倒在中国军人枪口下
丁子霖：“那份思念我想会伴随我们终身，而且如果有一天我病倒在床上动不了了，我更会想到如果我儿子在我身边我会怎么样。”
尽管过去了19年，“六四”仍然是中国人心头一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不少人还在不停地回忆和反思那场持续几个月、席卷中国各地，但最终以流血而告终的民主运动。当时任职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的周舵是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广场四君子”之一。他在反思那场运动时，首先肯定了学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他也批评了学生在政治上的幼稚—
周舵：“我们整个这个民族到那个时候为止，都是被一种极端主义的政治文化变成了我们深入骨髓的毒素了。”
记者：“当时的学生对民主不是特别理解，你是这个意思吗？”
周舵：“对。极端主义的政治文化还是那种敌我二分的逻辑，决不妥协。”
20年来一直坚持“渐进民主”理论的周舵在1989年5月，曾经发起和组织中共组织部长、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和大学生代表的座谈对话。他说他对学生代表的表现很失望—
周舵：“本来我到5月4号，就是五四那天大游行之后，我就决心再也不介入了。因为我知道介入没有用，因为学生那种冲动、那种激进的趋势是谁也挡不住的。我反复给学生讲基本就是两条，第一、一定要区分共产党里面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一定要跟改革派结盟；第二、就是不管对邓小平是什么评价，绝不可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
对于周舵的这一批评，现在旅居美国、主持“六四档案”网站的89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学运初期，学生和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各大高校的校方其实有搞理性的校园民主的计划，但是这一计划被后来的绝食所葬送—
封从德：“要说到底学生是有理性还是很激情，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外界只看见激情的一方面。完全不知道组织内部相当有理性的安排。”
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我自愿绝食
这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一起宣誓开始绝食的录音。当时是学运领导组织高自联主席的封从德说，当时的高自联是反对发动学生在广场绝食的，但是由于一些他所称之为的“学生明星”们的执意坚持，绝食终于进行并一发不可收拾……
19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一直视“六四”为禁忌，从没有公开反省那段历史。那么当时的学生领袖们有没有深刻的反思呢？周舵的看法是有的人反思深刻，但有的人反思不够—
周舵：“也有反思比较彻底的，情况差别很大。总的来说，要比流亡到海外那些学生要好一些。我觉得他们反思很不充分。”
记者：“反而是国内的那些学生领袖反思得更充分一些？”
周舵：“对，因为他对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了解了。”
不管当时的参与者是否反思那段历史，89民运和“六四”事件都将在中国历史山留下重重的一笔，因为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久远的影响。
我一直把六四事件说成我精神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赵国君在1989年时在河北上高中。我问他为什么“六四”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赵国君：“对政府的怀疑。当时就朦朦胧胧觉得在电视上宣传的那些和民间私下传说的差距过大。这时就产生怀疑，那时候一旦产生怀疑，一条伏笔和线索就埋下来了。”
自称法律文化学者的赵国君现在在北京主持“中国律师观察网”，其网站的座右铭是“为民主法治思想的社会化而努力”。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的很多人都是受“六四”影响很深的一批人—
赵国君：“今天活跃在各个维权领域里的人物要不是那个事件的弃儿，就是受了那个事件的影响。”
“六四”时的“广场四君子”之一，现在北京的自由作家刘晓波也认为，“六四”唤醒了中国民众的权力意识—
刘晓波：“也是经过演变这么多年。在90年代前期、中期，维权主要就是跟‘六四’有直接关系的人，政治反对运动主要是围绕‘六四’问题进行的。后来到90年代后期再发展到21 世纪，这个权利意识的觉醒越来越普遍，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90年代的时候，只有两个著名的律师为敏感案件辩护，只有张自忠和莫少平，而现在维权律师已 经形成一个群体了。这也应该是‘六四’遗产的一部分。”
刘晓波说，现在中国社会的反对派运动和1989年时比较起来已经多元化，也更加复杂，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有良知的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在为讲真话，为维护自身的权利，为推动中国社会更加开放而在努力着。
今年是中国的奥运之年。借着奥运的机会，一些有志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发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的呼吁。“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就是发出这一呼吁的人士之一。最近四川大地震之后，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非常举动，包括向地震遇难者降半旗、奥运火炬的传递暂停三天等。丁子霖赞赏这一决定，但同时提出她的希望：
丁子霖：“奥运火炬的传递我觉得应该传递一个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的热爱。因此我们都有这样的愿望，不管是死于天灾还是死于人祸，生命都是本质的。我们坚信总有一天国旗会为我们死去的亲人降下。”
血染的风采
《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是1989年民主运动中被人们传唱得最多的歌曲之一。五星红旗上也有“六四”死难者的鲜血。用封从德的话说，要使这面旗帜为“六四”死难者降下，不能靠政府，而要靠中国亿万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