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按照中国一贯的宣传政策，凡有大事件发生，媒体都必须统一按照新华社的通稿发表消息。然而这次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媒体冲破了这一禁令，记者发出大量灾区现场的消息。另一方面，中宣部安排的批判西方媒体的文章却难以见诸报端。
香港《明报》星期一的一篇发自北京的报导说，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宣部马上下达指令约束各地媒体记者不得擅自采访报导。然而中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大量前往灾区采访，有报社派出多达50名记者。一些记者表示，如果不能发稿，宁愿在当地当救灾志愿者。
报导说，中国媒体记者在灾区和民众及军警合作良好，发出了大量相关的消息和报导，把中宣部的禁令全部抛到脑后。
不过，中国一位新闻工作者彭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虽然大灾当前，中国媒体暂时冲破中宣部的禁令，但这个新闻报导的窗口期一过，对媒体的控制将回到原来的状况—
彭先生：“就连《北京晨报》这种完全地方性的报纸都派了记者进了灾区，在这个情况下，置中宣部的禁令为不顾。但是，随着这个窗口期过去以后，就会对这个事情有所反思。在紧急救援的窗口期过去以后，这样的深层思考开始出现的时候，必然控制又会恢复，又会加强。”
北京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凌沧洲表示，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各地的报纸大幅报导灾区情况，中宣部的约束确实被暂时冲破—
凌沧洲：“中宣部的习惯与作风一贯是这样的。但是，从其他报纸出现的风气来看，媒体都是自己在报导这个。今天报纸卖得特别好，我早晨去了两趟，但只买到一份《新京报》。《新京报》做得是最有新闻感觉的。当然，《京华时报》这种最畅销的都市报、早报，他做得也很有艺术价值。”
凌先生也认为，在这次地震灾情发生之后，许多中国媒体的记者表现出了他们的专业素质，突破了以往官方媒体的风格—
凌沧洲：“有一天的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好像是国情办和地震局共同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有两个记者，一个是《成都商报》的记者，一个是《中国日报》的记者，提问都非常尖锐，受到很多网民的喝彩，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中也谈到，如果我们的记者都能像这样，也是新闻的一种进步。就是从良知出发，为了追求新闻真相，他提出了很好的问题。”
凌沧洲认为，因为中国民众对灾情的高度关注，使中国媒体和媒体记者暂时冲破了中宣部僵化的制度性束缚，但中国现存的新闻体制恐怕还有很长时间才能发生改变。
香港《明报》的报导说，在西藏拉萨事件发生之后，中宣部以每万字10万人民币的代价，委托中国十家大学撰写文章，对西方媒体进行批判，作为随后阶段中国宣传的重点。然而这个安排却被四川地震打破。
正在英国作访问学者的原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表示，中宣部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是为了削弱民众对新闻自由的要求—
焦国标：“像《光明日报》成版地发这些文章，请这些最恶劣的新闻学教授，他这种思路实际上长期没有改变。就是说，你们不是向往新闻自由、新闻公正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所以，既然世界上没有，也别说中国的不好和不是，你就凑合着，就这样吧。这是他们的逻辑。长期以来，中宣部的逻辑、中国意识形态的逻辑都是这样的。”
香港媒体的报导说，由于四川大地震的发生，这些筹划多时的批判文章，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出台，中宣部部署的对西方媒体的大反击，也因此可能偃旗息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