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6年11月15日】中国人这一百年的时间走了一个巨大的弯路
【人杰地灵】探索 – 魏京生(2)：民主
我觉得我下乡的这段时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农村看到老百姓生活得那么苦，这个比从理论上认识那个政权是错的要更深刻。 在我老家安徽那个地方饿死人的比例是最高的，因为我们老家在安徽是属于特别富裕的地方，在全国都算是特别富裕的，自古就是粮仓的。三国时打仗争的巢湖盆地就是我老家，那儿的老百姓从来不知道甚么叫挨饿。我老爸在家忆苦思甜, 他说：“家里小时候苦啊, 吃不上饭呀”，我们家连我妈都一块儿问他：“吃不上饭，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呀？”“我吃 麦子。”在那儿的老百姓感觉到吃麦子就已经苦得不行啦，没有米饭吃那就苦得不行啦。可是到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却一下子饿死了一半人口。离我们那里只有两哩地的一个村子，居然死绝了。六八年我下乡的时候，老乡带着我走从这村子经过，我看到这村子里的房子没有顶了只剩下些土墙了。他告诉我这个村子在三年困难时期人都饿死了，还讲了一些那个时期人吃人的故事，真是惨不忍睹，匪夷所思啊！ 我光听人说吃人肉，但到底有多少人靠吃人肉活下来了我也不晓得。有一次和一些当地的农民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我就说咱们桌上十个人，吃过人肉的能不能举一下手。结果除了我，另外九个人都举起了手，全都吃过，全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甚至有的来不及吃已经死的，看那个人晃晃荡荡快死了就把他杀了吃掉，那时候人已经完全进入那种动物的状态了，就是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了。因为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把一个人杀掉吃他的肉呢？但是，人那个时候真的是被逼疯了，所有的老百姓都被逼疯了！即便是那之前很正常的 人。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把粮食全都给你收走了。收走了就不管了，人们就没得吃。
我们村子还有我一个隔了两代的叔叔，他不仅是村长也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当时一看情况不对就私吞了粮食，把队里的粮食给分掉了，没往上交。但是差一点 他就给枪毙了，因为他的资格老，所以保了一条命。后来再让他当干部他就不当了，因为他对这个政权对这个自己曾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制度已经完全失望了。当时村子里很多人感激他，所以我们那个村子饿死人的比例低一点，可能饿死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吧。这已经算饿死的比例很低的了。我们旁边那个村子饿死的比例在三分之二以上，更别说那个死光了那个村子了。我那个叔叔算是当时有一点良心的共产党员，所以利用那点小权力把粮食私分了。
上边的 这些故事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而且部队中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哪都有，我喜欢跟大家聊天大家也喜欢跟我聊天，各个省的兵都管我叫老乡。所以我听到的各种故事，各个地方的民情，听到的都是真正的中国基层的社会的状况，跟我们在教科书里看到的，跟共产党的宣传不一样，跟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写的也不一样。我基本上觉得从五四开始，中国人这一百年的时间走了一个大弯路，巨大的弯路，整个在意识型态上就进入一种迷蒙的甚至是假象的，幻影似的海市蜃楼式的状况，把一种海市蜃楼式的理想当作理想，去奋斗去流血牺牲，最后导致了整个的大灾难。
所以这个当兵时期，包括下乡当兵这段时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我也就彻底放弃了所谓当了官利用权力改造这个社会的想法，不光是因为 前面说的那个理由，而且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里蕴藏了非常巨大的能量。这个社会要改造，只是老百姓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改，那么给大家指一条路，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方面，五四以后走的这一大圈弯路，就是因为人们意识形态的错误，那么;要纠正这一个错误，首先还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纠正，就是要让老百姓弄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躲避的。这样这个国家才可能改变，很多西方人老说中国人 不懂民主，我们得去教中国人。现在每年美国政府每年还花好几千万美元去跟中国政府合作搞什么乡村选举项目，事实上，那个项目从彻头彻尾就是个骗人的项目，不是骗中国老百姓是骗西方老百姓，是为了外交的需要，大家可以打听一下那项目谁管，那是外交部管的项目，怎么做，跟谁合作，然后是在哪个地方搞点儿，那都是他们外交部批准的，名义上是民政部在做，实际上是外交部在做最终决定权, 所以那是一个外交欺骗项目。
中国人不懂民主吗？实际上，那种原始的民主概念一直在中国社会存在，而且中国这个基层社会的这个民主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而中国古代的社会是靠这个东西维持的。当时我们在军队的时候，搞了野营训练，那个时候我们走了很多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停了三天，看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个村子从几十里以外用轿子抬了一个会计进来，会计算完帐以后，召开了全村大会。这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在这里搞过的，因为共产党的官从解放开始就没有到过那个地方。 在大会上，先是报账今年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公款是怎么花的，然后就是选举，选举明年的村长。选举的时候就是开始是辩论，两个候选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老村长就说他甚么甚么建议，应该按照原来的路子走。那个地方出非常好的煤，但就是交通不便， 每年要用骡子和马把煤驮出去卖，换点粮食，因为山区粮食少，粮食总是不够吃的。村长就说今年他们花钱节约了多少钱，可以买几头骡子， 明年会增加多少骡子，那么明年卖的会煤更多一点，大家日子就会过得越来越好一点。他建议今年大家稍微勒一点裤腰带，不要分那么多粮食，要拿那些粮食去换骡子。然后那个新竞选村长的候选人就提出要修一条路，因为离那个同马路的村子只有四十里路，只要修一条路跟那条路接起来，就可以用马车往外拉煤。他告诉大家一个马车要多少头骡子，修那条路要花多少劳动力，要多少粮食，可能他们需要勒三年的裤腰带就可以把路修成，到那时就可以往外运煤了。这两个人互相辩论到差不多天快要黑了，人们开始投票。开始辩论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没那么强，因为文革的时候经常辩论，已经司空见惯了，就是最后投票一下子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印象，非常强烈的一个讯号，这些农民居然懂得怎么投票。两个候选人要背对着桌子坐，每人后面放一个碗，这边有一个就是请来的会计，由他监督，一定要一个中性的监督。走过来的人每个人手里是一粒豆子，然后你走过这两个人的时候你选哪个人你就放哪个人后边，整个程序啊其实非常符合现代民主的投票的所有规则。我当时就想，这些农民已经很民主啦，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读了书的知识份子去教导人家，人家很民主啦，人家根本就懂得为什么要投票，这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个民主是人家做决策的一个方法。我还问过人家，说这村长你就直接当着就完了，干嘛要非得要投票。得到的回答是：你要获得人民的信服， 你就要通过人民的一个认可，正式的认可，而投票就是一个认可的过程。 当时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在那的三天里，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就更坚定我原来的想法，就是说还是得动员老百姓，自下而上的去争取这个民主， 你不能靠什么少数人去夺取政权以后再怎么怎么样，那个可靠性太低了。少数人能搬得动一个制度吗？能搬得动新阶级的既得利益吗？搬不动，何况现在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获益较之以往已经是上万倍了。那么巨大的利益，他肯放弃吗？他不肯放弃。有一个德国记者是为了写我的传记，专门跑到中国乡下我们老家去看了看，是我弟弟陪他去的，我弟弟感觉说这和我们下乡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生产队了，土地是自己种了。可这对农民来说呢，苛捐杂税依然很多，刚好让你有饭吃而已，这跟生产队的时候也没什么差别。我在监狱里问过一些从农村来的犯人，他们感觉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城里人的生活过好了。而农民的日子并不怎么样，国内的报纸、电视也经常报导一些被逼的走投无路结果全家自杀的事情。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大事，而对占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人口来说，这就是大事。城里的很多工人，现在不但实际的购买力下降，而且工资拿的也很少，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失业后两、三百块钱什么也做不了，那真的不如过去四十多块钱的工资的购买力。这样的人在城市里占了城市人口至少接近一半。另外相当多的城市人口也不过拿七、八百块钱的工资，那生活跟过去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而且还没有保障。
后来我从部队回到北京当了工人。当工人以后，这个经理也很特别。就说刚才讲的农村的基层民主，那是中国民主的一个最大的希望。但其实城里也是另一种方式。邓小平执政以后说工人老想造反，其实不是，他们不该忘记他们自己的老祖宗也是搞共产运动起家的。当时中国的工人说实话、自由、平等的思想相当的浓厚，虽然工人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啦，包括小市民那种趋炎附势的也有很多，但基本上来讲特别是越年轻的工人，接受新文化越多的，私下议论起来是倾向民主的，对现实不满，对专制制度不满的程度并不会比知识份子低到哪去。就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也不要以为他真的就是在那吹捧共产党他就真的是相信那一套。我认识很多知识份子，许多是公开说一套背后说一套，最有良心的也只不过不说话而已。当然你要说反对的话也有，那很快就进监狱了。有人说现在言论自由度比过去大啦，我看没大多少，因为人们也只能在茶馆里、在出租车里、在自己家里议论而已。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共产党根本没有多大变化。六四以后人人过关，法轮功的问题又是人人过 关，中共还是老一套。说离文革有多远，没有多远，其实咱们中国人绕了一个大圈，除了有一小批人成了亿万富翁以外，跟文革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太大差 别。
实际上说难听点儿，现在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看工人、农民的状况，包括社会上很多不公就知道了。所以在七九年那个时候，在那个民主墙的时候，我才有那种思想基础出来写那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都关心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写出那些观点，其实那种观点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全国大多数人的观点，只不过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可能没有我表达的那么清楚，大多数的知识份子可能不敢讲，我是敢讲的一个而已。当时很多啊包括很多老头说啊，“小魏！你要小心安全啊，你得安全啊。”这说明，第一他很同情你讲的话，非常高兴你能讲他心里的话，第二他马上想到你会受到镇压了，共产党这一套其实谁都看得清清楚楚。 关于西单民主墙，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现在有很多东西被神话了。民主墙是个什么状况呢？当时，因为共产党内斗，华国锋集团和邓小平集团在夺权。那么全部军力集中在内斗上，根本没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了，而老百姓里头一直都有上访的潮流。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强的上访的潮流，因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有什么告御状啊，找个包青天呀就能得到沉冤洗雪呀等等，这种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目的是给老百姓留一点心里的空间 让人能够忍受下去。但这种文化到共产党制度下就变成一种独特的现象，就是受冤枉受苦的人太多了，比所谓的旧社会多得多，所以大家都跑来告御状，都跑到北京来告御状，就形成一个很强的潮流。北京就有那么成千上万的上访的人，所谓上访的人在那晃荡其实就是想告状，就是在自己家乡告不成，告到县里告不成，告到省里告不成，那往皇帝那儿告吧！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那得跑到北京找中央告去吧，所以老是有这些上访的人，在共产党来不及管的空间放松的时候，上访的人数突然增加，而且上访的人也就发现突然他们有机会了。过去是在墙上贴个上访的单子，警察马上来给你撕了，马上把人给抓了遣送回去而且定期遣送，现在也是一样抓起来往回遣送。而那个时间没人管了，所以上访的来了没人抓，来的人就多啦，来的人里头反正被逼得已经是走在死路上，那胆子都大得很， 啪啪啪写了都往墙上贴。贴了一看没人管，慢慢的一两个月，满北京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 贴 的过程中这些上访的人也在琢磨，往什么地方贴可能会最有效，当然是看的人多的地方可能就应该最有效，就是能被所谓的中央的人看到的比例最高，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其实中央那帮人都坐着小车进出他根本就不看，只是在上访的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以后，慢慢就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西单是最大的一个集中点，天安门广场附近也是比较集中的点，但毕竟那儿人流稍微少了点，东单东四西四还有块地方，国务院的后门那叫府右街那地方也是，但是那边的墙壁比较少，人的流量也是不那么大，所以最后慢慢的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就变成了西单。
因为在西单路口这地方是好几路公共汽车换车的地方，是个总站。有一路到这儿停了人都下来，换另外一路走，好几路公共汽车在那儿来回换车，所以那儿人流最大。在公共汽车停车场外有一堵墙大慨有两、三百米长吧，刚好成了贴大字报的天堂。 所以就在西单那形成了这么一堵贴大字报的墙，后来为什么被叫成民主墙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一个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么也有很多带点儿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带点诗歌文艺、受压抑的一些年轻人觉得这是他们发表东西的很好的场所，于是很多诗人把一些有政治思想和一些谈论政治的刊物，像四五论坛、北京之春这些刊物就都在那儿贴出来了。当然一开始都是匿名的，试探性的贴出来，很快发现没有人管，而且实际上当时邓小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这个东西，利用这些大字报呢去攻击他的对手，攻击华国锋。老百姓的不满，老百姓贴什么意见，有些头天贴出来第二天就在中央会议上传开来了。大家都看到了老百姓的不满，所以邓就煽动情绪来反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邓在利用民主墙之后的同时，民主墙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容忍，所以贴东西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那个调门在逐渐上升，开始敢大胆的给党提意见，认为党的基本政策有问题，甚至有人提到应该有人权啦。应该说在民主墙那儿最早贴人权概念的是任畹町先生，任畹町先生当时写了一篇东西叫人权宣言，当然是以中国的概念。任畹町先生的父亲过去是老知识份子，是帮助王雅兰翻译资本论的，也就是左派知识份子，所以国外的这些新思想知道的很多。他最早贴出的人权宣言吸引了很多人，所以后来人权宣言就发展成一个组织， 包括当时所有的小刊物，包刮文学刊物，包括当时画画那帮人，都是形成了小组织，因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很容易被掐掉的，所以大家联合起来， 就不容易被掐死这是一种本能，所以形成了很多小组织。 我经过文革以后不太喜欢参与政治，对这个社会有点儿灰心，当时没有很明确的想法，天天还得上班嘛，下了班到那儿溜达一下而已，一个旁观者。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大权在握，然后就是按照中国领导人出口转内销，向老百姓发布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中共不会直接跟老百姓讲，因为从中共的高级干部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根本看不起中国老百姓，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一定要跟外国记者谈，跟苏俄谈。 当时邓小平找来一个美国记者叫诺瓦克，让这个诺瓦克发表一篇讲话。内容是说现在中央的大势已经定了，诺瓦克就问到，说民主墙那边有很多年轻人有新的见解，有不同的意见，你怎么看？邓小平就说：那些年轻人的行动非常好，我们有社会主义民主，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现在中央的大局已定，国家大事由中央领导来考虑，这些年轻人应该回到他们自己的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这实际上就等于是 一个指示，跟文化大革命老毛发布最高指示的模式差不多。 诺 瓦克很兴奋，接见一完马上从人民大会堂跑到西单民主墙，因为那很近，只有一里多路。他跑到西单民主墙当众宣布这个消息，底下一群年轻人，那时也很崇拜外国人嘛，崇拜外国记者，围在那听他发布最高指示，大家都很兴奋。第二天一早可能是以这个中国人权为首的几个组织吧，刘青、王元涛他们合伙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要响应小平同志指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大家一起决定，这个民主墙不搞了。 民主墙的名字是因为谈论民主多了，包括北京之春和什么人权同盟，谈论民主人权多了以后被老百姓俗称为民主墙的，这个名子是后来才有的，不是开始上访的时候有的。 那天我下班以后听了几个老工人在那议论：“唉！你看这中国人怎么没出息，没骨头，才让你说了几天话，人家说让你不说你就自己不说啦，哎！咱们中国人没希望啦， 咱们中国人没骨头啊。”反正就是这种议论很多，人听了就觉得很难受，很憋气，中国人就这么没骨头啊，真像他们当大官的不让你说话你就真的闭嘴，中国人不是这么没出息啊。所以我蹬蹬蹬就骑着车子去民主墙那儿一看那玩意儿在那，当时觉得一种无名之火往上冲，觉得这玩意儿太丢人 啦，在中国连有骨头的人都没有，太窝囊了这个，所以当时一怒之下回去连夜就写了一篇“第五个现代化”，写完了是凌晨五六点钟吧。第五个现代化这篇文章是在78年 12月6号贴出来的, 主要是讲民主，讲中国所谓的现代化。中共搞四个现代化，但说了半天跟老百姓没关系啊，所以我讲了第五个现代化，得有民主，没有民主那四个现代化也实现不了，即使实现了对老百姓也没有好处。最重要的现代化就是要民主，要尊重人权，要有现代的政治的制度，来保障现代化的整个社会体系的发展。 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第二天，我弄一瓶浆糊跑到民主墙那儿就往上面一贴。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然也是想过就是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是要进监狱的，所以我下笔的时候就根本不留什么情，要说就痛快点说。那时写了东西根本是躲不过公安局的侦查的，虽然那时的侦察没有现代化的手段。说完之后自己心里头有一种很痛快的感觉，过完那一天然后过了几个小时骑自行车回去绕 了一趟，看看到底什么反应，回去以后发现反应非常好，人山人海，后面看不见就喊前面哥们给念一念，后面听不见，大声点儿在那嚷嚷，老百姓反应很强烈。
当然不能说所有看的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因为当时是绝大部分人的观点。有人说，一小伙子说了点过激的话，不过说得还有点道理。另外一个人说，我说他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现在小平同志出面，国家局面快稳定下来了，国家往好里走啦你们折腾什么呀。其实当时这种观念还占多数，这也是他心里话。共产党这段时间怎么搞得这么坏，好象是共产主义江湖骗子，大家挺喜欢这些话觉得听的很过瘾，说出自己多年压在心里的东西，但是同时有一种想法，就还是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共产党出一清官出一好官，好的领袖，这样我们整个国家往好里走了，大家能过好日子了。老百姓永远是这种思想占上方。当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不像89年大多数人都支持民主，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东西写出来了，我当时也这么想我可能过不了几天我进监狱了，但这东西象一个种子一样放在人脑子里 了，就告诉很多人我还有别的可能。不是说我们就得像现在所谓民运人士，一讲就非得出一个叶利钦要不赵紫阳要怎么怎么样，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内部，但实际上 我当时的讲法是人们不要把希望寄在共产党内部，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还有一种民主的路，它比共产党的路还好，咱们大家为什么不肯想一想 呢。其实很多老百姓感兴趣，据我所知有的人看了一遍觉得不过瘾，下了班再跑来看一遍，从白天一直到夜里头，永远有一堆人看，所以也就没有人把其它的贴上，所以保留时间挺长的。
我当时想反正我要进去，我干脆和这些有民主倾向的年轻人联系联系，所以我在上面留了真实名字和电话，马上就有一批民主墙的积极分子，活 跃份子一下子跑那儿找到我聚在一块儿，讨论成立一个组织。我说虽然我想成立组织，想搞一个杂志，但大家三天之后再到我家碰头。我让大家三天之内考虑一个问题，愿不愿把脑袋拿出来，大家很惊奇什么意思。我说跟着我干肯定要掉脑袋，当时按中国的惯例，我那种罪行那种论调，那么透彻的讲那种反革命的话，是肯定要枪毙的，几乎没有考虑能活下来，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考虑能活下来，就是憋得难受，替中国老百姓说了一句压了很久的话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