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6年11月5日】当时并不是被逼无奈也是一种思考
我的名字叫魏京生，可能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个著名的反革命。大家都知道我判了很多年徒刑，判了29年，蹲了18年，按着中国过去的前司法部长萧扬的说法，正式的说法：如果魏京生还要回到国内的话，他必须回到监狱里去。可以说是从邓小平开始到江泽民都是必除之而后快的那个人。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咱们可以从小开始讲。
我出生在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家庭，刚解放的时候49年，还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家住在颐和园里头。那时颐和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我们家跟老毛家是隔壁，小时候江青和我母亲关系不错。以前文革时候烧掉的几张照片，有江青抱着我照的照片，也就是说我们家也属于那种高级干部的圈子吧！我上的小学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那时共产党拿很多钱来教育自己的子弟，我们那学校是空军子弟小学，空军所有的高级干部的孩子都在那小学，叫育鹏小学。当时在安定门外，后来迁到空军大院以后改名叫育鸿，上到小学五年级以后，我父亲从军队转业到建工部，就是国家建委，所以我六年级的时候就到建工部子弟小学上。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还比较好，上了最好的几个中学之一－人民大学附中。在人民大学附中这段时间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时间，一个是我们班有很多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不能一一点名。但基本上，在我们学校任课的老师全都是人大被打下来的右派，当初反右运动很多的右派需要遣送外地，或甚至送进监狱什么的，当时叫下放。当时人大比较好的校长吴玉章，几朝元老了，清朝的时候是举人，辛亥革命不用说了，他和孙中山，汪精卫的关系都不得了，非常亲密的战友，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元老。他有资格卖个老面子，我们也下放，我们从大学下放到中学也叫下放。
所以我们附中占了很大的便宜，当时附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老师是大学校的下来的右派。我记得有两个班主任之一的一个老师，是人大语文系的老教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所以现在很多习惯都是当时被逼出来的。我这坏学生能被他逼出来，一方面是他严厉，另一方面是他讲课讲得确实非常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你不自觉的就不去看小说了，你要听他讲课他讲得很有趣味，其它几个老师也有同样特点。真有学问的人，他不是靠压制你，他给你讲，而且你提出问题难不倒他，而且越听越有味道，所以这样你愿意听他的。他当时定的几个规矩确实是非常好的规矩，其中有一条规矩到现在我都受益不浅，就是你写任何东西之前，写作文以前你不想清楚以前不要下笔，一个字都不能改，你改一个字，拿橡皮擦来改都要扣你的分，所以养成一个习惯你不能改，想好。他说：你不想好不要下笔，想好了再下笔，下笔后一气呵成。现在很多人包括监狱里的审判员看我辩护书时说：“老魏！你这写得挺不错”我说：“怎么啦？他说你一气呵成。我说这我习惯写东西一气呵成。所以这些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到文革开始年时间没上学了，到后来年第一次恢复考研究生。因为我对少数民族历史很感兴趣，我就考了中国社科院民族问题研究所。当时要求很严格，要年以前大学文科本科毕业的，这样才能准许你考试这样全国有名考生，当时只取名。那时竞争是很激烈的，而且说实话我藏语也不行，根本就是分，藏语交白卷，因为我跟本不懂藏语。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分数是第三名，这确实非常不容易。虽然考了第三名，但是那个走后门，中国考大学走后门从第一届开始，就是邓小平自己打破走后门，当时是杨静仁找邓小平说要照顾少数民族的同学所以当时把个分数较后，平衡上来把第三名和第四名刷下去了，现在还很多朋友说：哎呀老魏你当年考研究生就不会去搞民主墙，但是一些老知识分子说：不对，小魏当时进来研究生以后那可能就会更厉害。
可是我当时年做这件事情未必是这种情况。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出身，包括我自己在学术界的朋友圈子的关系，包括将来要是做生意的话，也都是有家庭背景做生意，我可能过得不比别人差。当时并不是这种被逼，无奈，而是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可能是很多人都关心这个，也就是说你怎么会走上这种道路？你那种家庭出身老共产党家，家里又不错，环境也不错，你又人很聪明，又有学问，你怎么会走这条路呢？很多人很奇怪。中国人奇怪。外国人也奇怪，我出来这些年大家总是反复问我这些问题，其实这是挺不好讲的一个问题，有些外国人会问：是哪一本书影响了你。好像我们中国人必须看了西方的书才懂得道理，我跟他们讲这是发自人类的基本需求要自由，包括要人尊重自己的权利。这不需要文化，谁希望被人欺负？谁希望被人束缚？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可是在那种专制文化的灌输的环境下从小就被压制，训练自我去压制。毛泽东所谓的思想教育总结起来就一个内容：你自己压制你的人性，灭人欲古代儒学的那一套，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就是它们共产注意，灭你的人欲，个人的要求自由，要求个人的发展，要求受人尊重，这基本要求。他不断让你自己压制自己，大家回忆那学雷锋运动，就是这样运动，真正的目地不让你学别的，就是为了你学会你自己压制你的欲望。所以你真正认识这民主自由这些东西，在中国我们也是走很长的道路。我的道路可能跟一般普通老百姓不完全一样，但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同样走这种道路的人也不少，而且现在很多在中共内部有很高级的职位，这个道路呢每条路上都会有岔路。
我最开始接触政治比别人早一些，16岁的时候1966年，我是五月份生日，刚过生日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革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自动的投进到里头，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是从北京开始兴起的，那时毛泽东还没有直接插手。一开始文革运动应该是说从老百姓一种自发的反抗，一种不满，对制度性压制的不满而起来反抗。开始反抗的是学校的领导，继而发展起来各个学校联合起来抵抗学校的压制，慢慢形成一种秘密的组织，一开始像秘密社团一样都是秘密组织。
后来这个组织起来造反，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毛泽东这时也正想发动一场群众运动去打倒他的政敌。那时刘少奇他们的势力已经发展得太大了，毛泽东感到对党的控制力、国家的控制力受到威胁，这时他有这个主动的动机，又正好赶上这学生运动，所以他就伸进手来利用这些学生运动，把这个道路扭曲。
那时他发一个最高指示，老百姓包括红卫兵都觉得很有道理。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这样时实际上从五六月份以后，这个运动就逐渐被毛泽东引导到他所需要的方向，另一方面也符合当初社会上的情绪，把红卫兵运动从学校扩大到社会上去。扩大到社会上以后，工人被压抑多年，受委屈多年，那当然那情绪一点就着，当初人们觉得这个搞革命很容易啊，怎么老百姓的情绪一点就着！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多年的残酷迫害，今天迫害这部分人，明天迫害那部分人，其实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到文革只有年就已经积累很强大的社会上的愤怒。当然那时候老百姓没什么自觉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迫害，当然谁都不知道，中国人都糊里糊涂。共产党才采取这种文化上的封锁，文化的摧毁。
大家并不明白，但受到压迫，受到委屈你自己会知道，你自己会知道这是委屈了，这受到了迫害，这是不公平的。那么只要有人一点火还有最高指示还有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一下子就爆发出来，文化革命真正爆发的原因是这个。当然以后要讲到历史的复杂，什么人受迫害。什么有委屈，都是后边随着整个运动主线而发生的事情，都是坏事，都是灾难，都是更多的人受到灾难。原因是什么？人民群众自发的搞起了这场运动来了，但是并不明白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是几十年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你要搞一场运动，你到底想要什么？不只是说我们受了委屈，我们打倒那个贪官污吏就行了，打倒以后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思考，当时人们没有这自觉。所以很方便的就被毛泽东给引导到了，他想要的那一条路上去了，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打完老干部，打知识分子，打完知识分子，打地富反坏，打完地富反坏，就打到工人农民自己头上来了，然后打派仗。这也是一种传统方法，让你们鱼蚌相争，老毛就渔翁得利了。
他一个人就能指挥八亿人民，他凭什么？就是凭这种手法，还是凭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不知道自己权力所在。总以为中国传统观念，总以为要得到一点利益，要得到一点权力，要靠老天的代表天子，靠毛主席来给我们。文革很多歌儿，‘我们幸福是毛主席给的’。到现在北朝鲜，我们的幸福是金主席给的，这种愚昧的思想造成当时大家很容易被毛泽东利用。
我们所属的那一批红卫兵，这些人中干部的子弟比例比较高，那么干部子弟和普通老百姓又不太一样，他们看的、听的东西比较多，有些只给干部看不给老百姓看。比如参考消息、国外的一些书刊啊。这群人当时他们的思想比老百姓的思想更加开放一点，他不那么认命。所以当毛泽东用了几个月，江青用了几个月，发现这些人不好用，用起来不方便。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地，需要有更方便的人，怎么办呢？要那些普通出身的，从农村来的最好。蒯大富就是很典型的农村来的，人当然很聪明能言善辩、脑子很灵活，但毕竟见识不那么多。这我在监狱里和老蒯都聊过这些，当时受骗上当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不懂什么东西，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各种可能性，只知道说我们听老主席的就没错。
他最出名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学生开始造反，中学造得很厉害，造得校里管不了了，大学压制还比较厉害。当时文革开始，刘少奇他们就派工作组，当时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亲自做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召集全校学生开大会，压制大家这种搞文革的动力：要稳定啊，要安定团结啊等这类口气吧，这几十年不变的口气。这时蒯大富作为一个造反的学生，忽然跳出来反驳，他两个人在台上就辩论起来，这也是王光美要求的，说你们大家要不同意可以上来跟我辩论。当然王光美自信很足啦，她本身也是蛮有文化的一个人，她没想到会让一个年轻的学生给驳倒了！
当然蒯大富上来一句一句的驳，最后王光美驳不过他、辩不倒，结果很丢人！蒯大富一下子名扫京城，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最后江青他们准备要启用他，当然以毛泽东手段、资源和威望，他扶持一个人当然很容易。除了扶持大学像北大的聂元梓以外，觉得他们还是老干部，冲劲不足，因循守旧。蒯大富在文革时那才锋头，出尽全国第一号造反派，说话仅次于毛泽东、江青，他有进毛泽东住宅的特权，不用经过王东清批准，只要打电话通知老毛，老毛说：“可以我有时间。”他就可以进去，可见当时毛泽东对这些造派有多大重视，因为这是当时他打倒那些老干部的主要工具。
过去那批红卫兵，自称为老红卫兵了成了一个全北京的联合组织，受压制后才想到全北京应该要有正式的联合，这也就是大家一般人很痛恨的那个联动，这联动从一开始被抛弃了以后，就开始反对江青，搞了很多反毛，反江青的活动，包括冲击公安部、去抢回自己被捕的人等等－那个行动的激烈性超过起今为止所有的运动。进行的这些反毛运动，当然江青就要强力镇压，在武力镇压的同时，跟现在一样，它要造很多的谣言，去把你搞臭。
现在也是这样啊，只要你跟中共政府不是同一个调子的，不管你搞移民也好，你搞环保也好，甚至你搞新文化运动也好，共产党都会造很多的谣言。包括对法轮功对？也是造很多的谣言，用共产党的方式一要把你搞臭，不但打倒你还要把你搞臭。那么在这之后对联动的事也是有很多谣言，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多人不是把自己在文革时的灾难放在共产党身上，而是说联动那时候对我们怎么怎么样。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时，就是在六六年的时候，确实有打“破四旧、立四新”的事情，打人、抓人当然那是在政府操纵下，那时候都一群小孩，他懂什么？责任当然那些人自己也要负，包括我当时也参与抄家等等这些运动。
那时候真的是胡涂的，而所谓的抄家，那是中央文革委员会要你跟当地派出所联系，派出所带着你们抄谁家抄谁家的，要不然你说那些小学生他知道谁啊! 他不知道谁。所以实际上那是政府的一种非法的迫害行为，因为按照法律你不能够随便抄人家家。他们很有计划的指挥你去抄谁家抄谁家，其实都是上面有指示的，这个说是完全群众自发，或是说这些小孩儿就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说法不合理，所以可以说这责任你不能推到那孩子头上，当时那些红卫兵他以为他干的是一件好事，都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小孩他能懂什么呀？还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家都去崇拜毛主席，最后做出那个恶事来了。
毛泽东的手法就是利用一部分的人打一部分的人。等到利用这些小孩把那些地、富、反、坏、右的打完以后，反过来又要去利用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来打这些人。因为这些小孩已经是不能用的了，而且是危害性的，所以最后也被抓起来了，很多人都抓起来了，在六六年、六七年初。当然后来毛泽东很快将这些人都放了，把这些小孩都放了，当时毛泽东是有他的政治意图的，他要集中火力去打他的政治对手，他不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这些孩子身上，所以打完了就算了，后面就靠谣言攻势，把你们给彻底搞臭就完了。
那时候这批人里头，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干部级子弟，包括现在很多当很高的官的，就开始思考这是为什么？我们是诚心诚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没有恶意啊！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革命的理论去做的，所以大家考虑这个理论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在六六年初，在这批被压制的老红卫兵里头，一个小小的运动开始兴起，当一开始的运动目标是要重新审查毛泽东思想，要重读马列主义。很快的这个运动就发展了，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连列宁、斯大林都要审查审查，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了毛泽东那些东西，再看了列宁那些东西以后，发现好像没有错啊! 你说毛泽东背离了列宁主义路线，没有啊! 他做的跟列宁、斯大林讲的差不多，他只是上面加了一些内容，加了一些中国式的内容而已，就是他基本的思路是一样的，所以马上有人开始看马克思，恩克斯全集。那个步头就太大了。
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包括在乡下的时候，下乡以后，我才真正把马克思、恩格斯全体都看完了，在没有看完的时候，大家也有感觉了：不对啊！这列宁也没有违背马克思的思想。当时不光读书啊，大家要在一起讨论、辩论。因为这都是一帮干部子里头，当时有很多被禁的书，也拿出来看。我看了一本对我思想转变影响比较大的书，就是南斯拉夫老共产党员德尔拉斯写的一本书叫《新阶级》，这本书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
我记得这本书，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是姬彭飞的女儿姬胜德的妹妹拿来给我看的，说这本书你一定一个星期看完，别人还等着看呢，这本书很重要，不看我们很多思想问题想不通。因为那是一个界线，总觉得我们是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嘛，在无产阶级这圈子思考问题还是解不开这个套，那本书一下把你打开了，实际上共产党执政以后不是消灭了阶级，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新的依靠权势来统治的，不是依靠资本来统治的这样一种阶级。一下子思路打开了，真的对思想震动非常大。那么你在一个全新思路下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问题不一样了，大家思考的不一样了。
总而言之当时争论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一个星期两三次聚在一起，一讨论好几个小时。到六七，六八年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还要搞一次革命，继续革命。当时也符合毛泽东的说法，要继续革命。当然这继续革命和毛泽东的说法不一样，继续革命要达到争取民主的目标这也是当时共产党承认的，共产党把它的那一套叫无产阶级大民主。那我们也要搞民主，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真正让老百姓享受权利，而不是因为你说了话就要受打击。江青喜欢你就把你捧上天，江青不喜欢你马上把你打下地狱，甚至直接送进进监狱。那么怎么样一种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呢？大家觉得中国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不民主，那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看上去好像至少比共产党更民主一点。
那么我们怎么样搞这个革命？怎么建立新的民主？当然，当时年轻人总是义气风发，我们要搞个民主肯定要比西方资产阶级更好的，但是基本大家认同的模式就是一个比西方资产阶级更好的民主，而不是现在共产党式的假民主，当时已经做出一个结论这民主是假的，至少有个结论共产党这一套民主是假的。因为你说了话以后，它高兴它允许你，它不高兴它不允许你。这怎么能叫言论自由呢! “自由”这个词你不管怎么矫情，但总归所有的人都有个认识，自由就是我可以随便讲嘛! 我讲了不会受惩罚，讲话你总的让我讲吧，甚至按照法律说你杀人都不能说就把你定罪了，你得真去杀人才给你定罪，说话和行动还是两回事，至少我们说还是可以放开说吧，对不对？包括老百姓那些基本权利，随便就给我送进监狱啦，你随便就去抄我的家呢! 这能叫民主吗？这能叫尊重人权吗？
所以当时争论以后，最后大家就停止争论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大家已经清楚了。那么下达问题是：怎么去达到这个目地？这个议论就很多了。总归来讲各种不同意见里头是两个基本的意见，一个想法就认为，我们要跟我们的父辈一样要打入军队，打入党政军各个机关，慢慢的升，根据我们家庭背景，我们可能升的比别人快，等大家掌了权以后，咱们这一拨人现在有这个共识啦!
咱们这一拨人一旦掌了权以后就利用这个权力去改造这个社会。形形色色大家也不完全一样想法，但基本这思路占了多数。我呢属于比较少数派的，所以后来我没有特别坚持，我的想法是：等你们掌了权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了，你们可能跟《新阶级》里讲的一样，你们就变了，咱们爹妈都是什么样的人，相当多都是穷人出身，或者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嘛？那个决心绝对不亚于咱们今天的决心，可他们今天变成什么样了？
《新阶级》里讲的很清楚，我认为将来你们可能真掌了权也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那条路是靠不住的，那大家说那你说怎样才靠的住？我说：首先要宣传，宣传群众。当然当时这种观念处于一种很弱势的地位，好像有点强词夺理一样，先要让老百姓明白民主是好东西，老百姓需要这种东西，都希望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时候你才能争取这个东西，包括像一些其它国家一样，你可以去要求民主，游行示威。像文化大革命时当时，还准许四大嘛! 你可以利用四大做武器啊!
当时在辩论中我都用这些作理由。当然最重要一条，就是老百姓要这东西，你才能让大家去争取这些东西。现在老百姓都不要这些东西，老百姓就要毛主席指示，毛主席下一指示好像大家所有痛苦都没有了，什么问题都解决啦! 至少老百姓都是这种感觉，这种愚昧的想法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当时大家也不反对我的意见，说你那不现实，你那怎么怎么样，当然各种反驳辩论都有，那是都是年轻人，那时候我才十七、八岁，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模模糊糊的想法。我可以说现在很多当贪官污吏这些人，官当的很大的一些人当年都是我们坐在一起讨论的。那个义愤填膺的劲头不比我小，大家是一样的，可最终大家走到不同的岔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