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主持人：各位好，欢迎收看由林云为您主持的这一期《热点互动》。有人说2006年是“恶搞年”。从今年初，“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无极”之后，恶搞之风一发而不可收；近来，红色经典和红色英雄人物又被频频恶搞，从潘冬子到雷锋，从阿庆嫂到杨子荣，无一能够幸免。
为什么会刮起这一场红色经典和红色名人的恶搞之风呢？恶搞是现代愤青的泄忿、叛逆精神的表现吗？中共为什么说红色经典不容恶搞？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来分析和解读一下这种现象，天笑博士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天笑博士，现在“恶搞”和“正搞”这个词儿在大陆是非常流行的，我们知道，因为“馒头血案”而红极一时的胡戈对别人指责他恶搞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正搞之说。
他对正搞的定义是说，正搞是一本正经的搞、认认真真的搞，搞了之后又不落痕迹，让你看不出来被搞过了，那么您是怎么来解读这种正搞和恶搞的文化现象？
李天笑：胡戈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见地，所谓的正搞就是共产党利用它官方的和强制的形式来建立它的党文化，来树立它所要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假大空”的典型。
主持人：所以叫做一本正经的、认认真真的搞。
李天笑：搞的是中共本身篡改过的历史，你一点也看不出痕迹来，这是所谓的正搞。恶搞实际上就是对正搞的一种否定，老百姓在长期的过程中对中共树立这种“假典型”感到非常的厌恶，事实也证明这些人物根本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存在的，它不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所以说就利用自己熟悉的题材，用一种通俗的、幽默的甚至有的是“开涮”的方式来否定中国的党文化。所以说这两者之间是中共的正搞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年青人的恶搞又再否定了党文化，是这么一种关系。
主持人：现在这种对红色经典和红色人物的恶搞之风，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时代特色和背景条件呢？
李天笑：我觉得大背景就是中共现在整个从提倡原来的禁欲主义到现在的纵欲主义。原来在英雄人物身上你完全看不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等等。
主持人：过去是完全没有人情味的。
李天笑：现在是完全反过来，所有中共的网站你去看，哪一个网站没有一点情色的东西？就是鼓动和纵容人们沈浸到这当中去。所以人们就不能够深刻的去认识共产党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和它丑恶的本质，这是一种大背景。
第二个背景是中共造神运动的破产，毛泽东本是中共的一个暴君，杀了八千多万人。而且从几本书出来以后，比方李志绥的书和张戎的书出来后，都说明毛泽东本人是一个非常卑鄙无耻的小人，而且他参加当时的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
这么一个人他理当从神坛上被请下来，现在越来越多人看清他的本质，而且受到人们的批判。这个时候，他很多的形象这些东西，就是造神运动破产了以后，随着中共造神运动所造起的另一批英雄人物，人们也发现，他们身上具有和毛泽东同样作假和拔高的特征。
因此比如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王成、李玉和、李向阳等等这些人物，人们纷纷进行一种反思，想以一种文艺和通俗的形式，当然从“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开始，逐渐的从电视剧、电影，把矛头转向对中共所树立下的红色典型，这是一个问题的实质。
主持人：但是在恶搞风之前，大概两、三年前开始，可能中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现代人的思想和它以前建立红色经典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所以兴起了一股对红色经典改编的潮流，包括“智取威虎山”电视剧的改编，增加了很多的人情味。
有人对这种改编红色经典的行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经典应该加入不同时代的不同阐释。那既然是一种经典，为什么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去改变它呢？这不是有些不太符合经典的定义了吗？
李天笑：这本来就是非常滑稽的东西，如果你是经典的东西，那是固定不变的，应该持续下去的。
主持人：对呀！
李天笑：但是共产党不是，因为共产党整个的思维逻辑、统治方法都是反自然的、反正统的。比如一个正常的社会，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总是由信仰来统领着道德，由社会的道德来统领着社会的文化，由社会的文化来统领政权。
但是共产党是倒过来做，所以它夺取政权后就把文化都改变过来，是用文化来说明它的执政是有合法性的。
主持人：是不是它本身的政权，它所建立的政权和传统文化之间相矛盾呢？
李天笑：它所建立的政权和传统文化是完全相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政权没有任何文化基础作为它合法性的铺垫。任何传统社会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奉天承运”、“施仁政”；西方社会是讲“天赋人权”、“主权在民”。
中共没有，它有的是什么呢？“历史唯物论”和“造神运动”。但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用政治上东西来为它的合法性打基础。这时候为了政治目的，它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一定的东西出来，在另外一个时候它又拿出另外的东西出来。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我们原来在电影里看到，他是有娘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突然间他没娘了，叫做“大娘”。
还有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共产党当初是要消灭资本家，后来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原来讲“一大二公”，现在讲的是私有制也可以存在，是吧？
原来讲打倒的永世不得翻身，现在又翻案了等等。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就可以推翻，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可以把它的东西固定下来，所以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今天它树立了英雄人物，明天英雄人物突然又可以改变形象，目的就是为了政治，在不同时期的政权需要，统治的需要而服务的。
主持人：所以现在人的恶搞可能也是吸收了共产党的作法，他也是在变化，所以就把你共产党搞起的一些英雄人物，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按照现在人们想像的东西给它恶搞。
李天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百姓看得非常清楚，共产党搞的这套东西实际上是非常滑稽的，离现实社会非常远的，那怎么办呢？
共产党统治下又非常高压，高压下老百姓又没有办法通过正式渠道，比如一本正经的发两篇文章或在电视台做正式评论，像我们这样，它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通过搞笑的方式，通过揶揄的方式，通过通俗文化的方式表达心中对党文化的不满。
主持人：那么您说他除了对党文化不满，那么是不是也是对过去中共统治时期的历史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就是说它所建立的所谓红色经典，所谓革命的传统文化和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
李天笑：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实际上用不着你党文化拔高这些英雄人物来做为老百姓学习的榜样，其实中国古代有许多道德的榜样、道德伦理的价值观你可以吸取的。
比方说家喻户晓的例子：孔融让梨，小小年纪在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先他后我，尊重兄长；另外像精忠报国、仁义礼智信、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等。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实际上只要你这样去想，做出来的必然是好人好事。就说怎么样思想统治了你，整个贯穿在你行动当中，它必然表现出来。
所以说共产党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全部给破掉以后，自己拿不出东西来，怎么办呢？就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人拿出来，但是我们也不否定，这些人可能做了些好事，但是共产党不去看这些主要方面，它把这些人在这个基础上包装、贴金、拔高，拔高到一个不能让人相信的地步。
这样的形象使老百姓产生幻觉，党要领导一切，怎么领导呢？所以党员必需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英雄人物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个典型。所以说呢，只要看到共产党有这些英雄人物存在，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统治下去，就作为它执政合法的基础了，其目的就在这儿了。
主持人：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共产党统治的这个半个世纪中，我们有几代人都是伴随着这些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长大的，无形当中已经产生了一个感情，现在的恶搞也好，对英雄人物的造神运动否定也好，这本身会不会对现在的中国人有一种感情上的伤害呢？
李天笑：我觉得这种感情本身可能是中共长期党文化灌输的一种结果，实际上这些人物本身可能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留下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被共产党所利用了，再加上共产党的政治目的，然后又和外来的马列主义的邪说和中国传统人物交错在一起，把他们揉和在一起造成党文化。
不知不觉的长时间灌输、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甚至连读博士都要搞政治课，这样一套东西长期的把中国人的思想整个的清理掉了。自己也不知不觉的执著这个东西，好像是自己对这个东西有一种感情、有一种执著，实际上这个东西不是中国人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共产党长期灌输的一种结果，实际上是这么个问题。
主持人：其实在共产党搞的这种党文化当中、树立的红色经典当中，有一点它对这种道德标准是一种极大的破坏。虽然它也建立了像雷峰这样的英雄人物，但是好像变得很虚幻、很神化，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所以在现实当中也很难照着去做。
现在如果把这一切都否定了，包括雷峰这样的精神也否定了，会不会对年青一代造成是非、道德观念的模糊呢？就像有人说会洞穿了传统文化，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
李天笑：我觉得这个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这些“恶搞”实际上是揭露共产党丑恶腐败的本质。比方说它里面讲到所谓潘冬子参赛记，过程当中，评委说前门送东西都出去，但实际上暗含什么呢？“后门送礼的全进来”。这是党的最腐败的现象。
另外，什么叫原生态？就是把不会唱歌的全弄出来，那就越唱越变态，这实际上也是讽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丑恶的一种讽刺，这是一种揭露，这点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如果是纯粹追求一种恶作剧的形式，离经叛道，这个其实在各国的年青人当中都有，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是对共产党文化的否定，如果对共产党的否定是必要的，那更重要的是正面的向中国的青少年灌输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他们知道中国还有像精忠报国、先他后我，仁义礼智信等等中国传统美好的文化，可以作为安身立命的东西。所以揭露共产党丑恶腐败这一部分是要做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天笑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当今的中国急需传统文化的回归，急需道德标准的建立，当国人更多的抛弃“党文化”、摆脱“党文化”束缚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重新建立的开始，感谢您的收看今天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