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晓旭，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从事民运或者维权工作必须承受直接的压力或者是迫害，在海外长期从事民运工作，也是一个艰钜的工作。
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请来两位嘉宾，一位是费良勇先生，他是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另外一位嘉宾是彭小明先生，他是全德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他们在德国从事民运工作已经十几年了。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非常有幸能够请到他们来谈一谈他们在海外从事民运的心路历程。
两位嘉宾，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首先请问费良勇先生，我知道您来到德国是1987年，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决定投身到民运工作呢？
费良勇：首先对海外民运有所了解的话，是我在临出国前，国安部给我放了一部电影，介绍了海外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团结联盟”，简称是“民联”，说他们办了一个反动刊物叫《中国之春》，要我们谨防这样的反动组织和刊物。
主持人：激起你的好奇。
费良勇：激起我的好奇，所以到了慕尼黑不久，我就去问他们，不久就如愿以偿，去找到了《中国之春》，那我就看了《中国之春》，但最早看一些自由民主的信息是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我当时读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但真正读到中文的海外民运东西就是从《中国之春》开始。
那个时候有些文章我觉得写的很好，我就在慕尼黑大学复印一些，悄悄放到一些朋友的信箱里面，其实那个时候现在看已经开始，但不是公开的在反对中共专制。
那么在1989年，反共产专制的那种其实当时还是叫反腐败、反官僚的运动，这个学生运动开始以后，那我就比较关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当时我的学习研究真的很忙，到了周末才看一下，后来到了四月份，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后来北京宣布戒严，我就预感到共产党可能动手杀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跟慕尼黑另外几位朋友商量，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阻止共产党杀人，应该想办法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所以我们当时就联络了40多个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当时中国人很少，联系了几百个中国留学生以后，我们就到中共驻德国大使馆去请愿。
当时没说是抗议，就说是请愿，希望大使馆的官员同政府协商，就是要求政府同学生协商对话，不要就是说用暴力镇压学生，希望他们能够马上宣布结束军管，取消戒严。
但是没多久，还是发生了六四惨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当然就在慕尼黑组织的一些抗议活动，最多的一次有一万多人。
主持人：相当大规模。
费良勇：还有一次，我们还跟德国朋友一块儿有数千人，用汉字摆了“人权”两个大字，就人权两个中文字，这样一来就是说，共产党的话就来找我了，有的是普查以后，有些是很快就转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求我认错，说是那个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派了几个教授来游说学生，但游说到慕尼黑的时候，我跟他们提了21个问题，他们竟然一个问题都不敢正面回答，弄得他们很尴尬。
当时因为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很多，在看他们怎么答，他们不敢说，有些教授还是有正义感的，我认为他们不敢说话，但对方一出口就遭到我的反驳，弄得他们很尴尬。那么后来，共产党花了很多功夫，希望来说服我，还动员我国内的研究院、清华大学，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兄弟姊妹，希望我转向。
主持人：都来做说服工作，那您就顶的这方面的压力？
费良勇：对，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错，要错的是中国政府，后来我的护照就需要延了，它不跟我延长护照，那我便把我的护照吊销了，吊销的时候，它们说只要我认错，它们可以给我护照。
我当时的回答说，如果你邓小平、李鹏向人民道歉，那我还可以原谅你们，但是我本人是没有错的，在反对六四错杀这点上，我费良勇绝对没有错，我对的起中国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看还是不能说服我，后来还做过很多工作。
主持人：您刚才那句话我觉得是相当精辟的，就说能够在大使馆直接跟他们讲，你要中央领导人认错，当时应该是满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
费良勇：对，一般人不敢说。
主持人：我想问问彭先生，对您来说是不是89六四以来，也是一个转折点？
彭小明：是的，因为当时我87年来到德国以后，那个时候没有参加什么民运活动，但是我已经发现有…，跟他一样，就是有一种《中国之春》这样的刊物，那么我也开始阅读。
那么4月15号开始就是不要悼念胡耀邦那个事情出来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参加示威游行，我们跟国内的同学是一样的，参加示威游行，希望就是反对官僚、要求改革，这些都是一样的。
结果后来六四开枪了，我记得开枪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同学坐在一起，就是痛哭流涕，那么后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是伤天害理的，但是大使馆很快的就是说，本来这个大使还来接见同学的，可是他回去一个月以后就变了。
主持人：坚持政府立场了。
彭小明：对，那么后来就是说，我后来在报纸做记者，那么又在中文学校当老师，这个时候我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就评论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
讲了这个问题以后，就直接点名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是杀人凶手，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了，使馆的干部姓包的，他就来说：彭小明，你必须检讨，你必须向党委检讨，叫我到使馆去。
那么我说为什么要检讨，他说你这是恶毒攻击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那我说我记得我大哥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打成右派了，二十一年以后才给他平反，我说你这样做恐怕又过了几年后要给我平反，何必要这样做呢，他说你态度不好。
那么后来他就威胁，这个时候威胁就是说，像他那个时候威胁一样，就说你这样下去你将来回国有问题，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力量，让所有的报社不接受你的稿件，而且就是进一步叫中文学校把我的开除掉。
主持人：这个手段就比较残酷了。
彭小明：对，那这样子的话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能退，我就说你哪怕你这样子做，我也不写这个检讨，那他说好，就绷的很厉害，结果这中文学校在它使馆的压力下，就把我开除掉。
开除掉，德国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一个劳工、一个劳动者，被无理的解雇的话，他是可以到劳工法庭去告的，那我就去告了。
当然这个时候也得到就是说“民阵”、“学联”给我支持，结果告下来以后，就是对方是失败的，那么很多电视台记者都打电话到大使馆，就说为什么干预学校的人事问题，为什么干预教学自由，为什么干预新闻自由，那么大使馆也弄的就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这样子。
而且官员本人，也被外交部提前召回，因为他这样就是暴露了中国大使馆干预新闻自由，干预言论自由的这种丑恶面貌。
主持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这次。
彭小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他们在德国至少对于民运这种言论或者行动就感到害怕了。
主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俩个人就是说，你可能当时护照没有办法延续，您是工作有可能丢掉，那您当时您的家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
费良勇：我太太还是支持我的工作的，就是说她原来在国内也是很胆小，很怕共产党，那我在国内有时聊天的时候，就谈到共产党的腐败，竟然有人打小报告，就打到我研究院去，我在研究院当时就是标兵，每一年批先进工作者我都排在第一位。
所以，不过研究院还是比较好，他们都来跟我谈说你叫你先生在外面不要批评政府怎么样，但是，在六四惨案发生的时候，我太太正好在北京，因为当时我已经办了邀请她到德国来，我当时在念书所以她可以来陪读，那她来的时候就是住在北京南礼士路核工业部招待所。
在这儿就经历了六四大屠杀，她也看到了共产党的那种残暴，所以出来以后，她当时亲自经历了六四惨案的见证人，所以当时的德国电台，电视台、报社都采访了她，她也在慕尼黑文化中心做过报导，这年来后来我参与了民主运动，她原则上都是支持的。
主持人：她自己亲自见证六四，那您太太当时怎么样的呢？
彭小明：我太太她也本来是不太关心，那就是只管管理家庭、挣钱，那么后来因为突如其来的被开除掉了，那么好像这种手段就是说通过这种把你的，打破你的饭碗，威胁你的生计，然后要你就范，就是我太太脾气比较倔，她就说我就不相信，这样来压我们，我就拉扯不大我的孩子，她就这样说。
主持人：蛮有骨气。
彭小明：对，那这样子的话，我心里也比较踏实，那我们就说我们不怕，那么他如果不讲道理，我们懂得什么是做人的原则，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向他屈服低头，那这样子我们就坚持下来了。
主持人：所以这段经历是非常难忘，当时可以说很多人在这过程中，可能选择了必需跟政府一致，像现在写悔过书一样，我们跟政府保持一致。
那么在后来的日子里面，你们长期坚持这个民运的工作，那我觉得考验也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比如说中共有时候会派一些特务进行分裂、瓦解，海外民运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那么在这过程中，你们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印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费良勇：海外民运确实遭到共产党很大的破坏，但是参与海外民运的一些人士，因为从小受共产党的教育，虽然对共产专制不满，但是他们受到共产文化的那种熏陶，也充满了共产党的那种斗争哲学，也把他拿到民运里边来，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九九三年“民阵”和“民联”革命失败。
这次事件对我的刺激很大，我觉得中国民族运动实在是太艰难了，而且在那以后，民主运动就跌入低谷，很多很优秀的人士都退出去了，那么坚持民主运动的人确实是就越来越少，到最近两年情况又有所转变，原来离队的朋友现在又有一些回来了。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因为时间关系这一期我们只能谈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请你们继续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你们从事民运的心路历程。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