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热点互动》节目时间，我是林云。由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接力行动，两周来得到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响应。随着中共政权的不断打压，人们更加意识到这条“维权之路”的艰辛。
于此同时，《冰点》周刊在撤换了正、副主编之后，宣布将于3月1日复刊。体制内外对于当局处理《冰点》事件的手法，更是一片哗然。今天我们就请李天笑博士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事件背后的关联。天笑博士你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林云∶高律师这次发起的维权绝食行动，不仅得到了国内维权人士和许多普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响应，也得到了全球的广泛声援；但是于此同时，中共的打压也在同步进行中。我想问的是，中国民众今天所面临的中共政权，跟当年的马丁路德．金和甘地他们那个时期有什么不同？
李天笑∶你刚才提到高律师的维权运动和中共政权的打压，实际上高律师这个维权运动是注定要载入历史史册的。在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共的暴政使得民众抗议四起；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也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高律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高律师进行的这场绝食运动来看，毫不亚于当初印度甘地的不抵抗运动、非暴力运动和当初的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
林云∶这都是载入史册的。
李天笑∶对，但是高律师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高律师目前所处的环境要比他们严酷的多、残酷的多，也更加艰钜。当初甘地曾经绝食过14次，实际上不只14次，但是他取得了成功。
这跟当时印度在英国统治下那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他有新闻自由，他的绝食运动和他的号召民众进行“不抵抗运动”，得到了媒体大量的报导，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因此很多民众积极响应。
今天，高律师所面临的是完全没有新闻自由，而且封锁网络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民众所知有限，因此很多人不知道高律师在进行这么一场用身体资源来进行的抗争。
很多民众，就比方说前几天我一个亲戚，我问他知道不知道高律师，他说不知道。后来我给他看了一些东西以后，他说，喔，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
第二个就是面临的环境不同。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当他进行“拒乘运动”的时候，就是拒乘公车，当时把白人和黑人隔离开来以后，他就不乘公车了。但是他所面临的环境，他说有两点他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是在共产的专制之下，或者是在共产的铁幕底下，那就很难做到。
换句话说，因为他所面临的环境是民主体制，所以他可以做到。在美国政治当中，最可贵的就是“争取权利”，或者说“进行抗议”的这种权利，这是最珍贵的。
因此目前来说，高律师之所以面临着这种严酷的环境，是因为他被剥夺了一切可以通过律师作为法律的上诉途径，他可以进行维权的方法完全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这么做的。所以他跟马丁路德．金和甘地所处的环境是很不相同的。
因此我讲高律师具有更加悲壮的色彩，更加崇高的品质，和更加沉重的巨大的压力，以及更加高超的社会道德。
林云∶而且由于中共这种新闻封锁，整个中国的百姓对这个绝食维权行动无从去了解，也没有办法给予更强大的声援。所以这一次的维权行动，是不是有可能被中共的暴政给扼杀掉？
李天笑∶我觉得这种扼杀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目前已经有几千人响应了，接力绝食的人力支援至少可以达到一年左右，而且有800多人已经报名参加绝食行动。
林云∶他们会循环的来做。
李天笑∶对，尽管中共采取了搜捕、骚扰、甚至绑架等等，这种非常流氓的黑社会的手法。但是这个绝食还是越走越大，前几天是搞了10个城市的联合绝食，现在是12个城市的联合绝食；另外在国外也有几十个城市在进行声援。
在澳大利亚，法学家袁红冰曾经发起“蓝丝带”维权运动。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有形象的东西，来表示维权的象征。比方说东欧，我们知道有“橙色革命”、“玫瑰革命”，还有“天鹅绒革命”。在中国，他认为也要有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来代表，这样足以说明绝食运动是不断地在发展当中。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严酷性与残酷性也不能低估。我们前几天刚跟中国大陆绝食人士进行了连线，有绝食人士就谈到，希望国外能够大力声援他们；特别是西方政府和西方的媒体，希望也能参与声援他们。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很需要各方面的支持。
因为中共政权手中有几百万的军队，还有特务警察，各种各样的秘密警察，甚至雇用流氓打手等等。
林云∶它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机器
李天笑：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权确实是比较艰难的，需要各方大力的支持。
林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就是说媒体这方面的支持。在中国，如果媒体能够给予更强大的支持，这次的维权运动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单薄和孤立。
李天笑：对。
林云：讲到媒体的封锁让我们联想到最近的《冰点》事件。虽然己经三周的时间了，但是却好像还是处于一种沸点的状态。这次被撤换的正、副主编李大同和卢跃刚没有选择销声匿迹，而是选择了跟13位《冰点》的作者一起在体制内进行抗争，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闻人的一种新的觉醒，您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李天笑：我觉得这么认为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李大同的抗争确实是非常勇敢的，因为从前《人民日报》的主编胡继伟，一直到后来北大的教授焦国标，敢于站出来跟中共中宣部的封锁新闻体制进行对抗。到目前为止比较著名的就是李大同，还有《新京报》的一些编辑。
但是整个来看这些新闻人士代表着一种中国文人的精神。首先他们本身是在维权，另外通过他们的维权也是为更多的维权人士的维权来做出一种呼吁，造成一种声势，这具有双重意义。
中国以前讲，有两种职业能够衡量中国腐败的程度，一个是医生，因为医生的腐败实际上就说明整个社会道德的下降。
林云：体制的腐败。
李天笑：对，体制的腐败已到了某种程度；另外一个是教师，教师应该是百年树人，如果教师都失去了榜样的作用，很可能这个体制已到了一定程度，腐败到一定程度了。
今天来看，律师和记者实际上是站在维权前列的两种职业，他们本身不单是有为自己的权利进行维护的责任，更应该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很能了解底层人的疾苦，能够了解到社会的黑暗面，同时了解到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们本身就处在第一线，为民众打官司，去报导、去发觉这些社会上的事情，他们的觉醒对中国今后的维权运动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和里程碑。
林云：著名的媒体人吴葆璋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大同请紧紧握住高律师的手》，这个文章的标题就很意味深长，您如何解读他这一句话？
李天笑：这话说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前面也比较了高律师的绝食运动和甘地还有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新闻媒介、新闻媒体的报导。很多事情只有新闻媒体报导出来后，才能有很多人加入，才能把声势壮大起来。
林云：包括中国八九民运的时候，那么多人的参与也是媒体的功劳。
李天笑：当时有三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为什么会成为全国的焦点，全国人民的热情都激发到了天安门广场？是因为有一大批党内新闻工作者他们都站出来，为了正义感站出来报导这件事情。这样，使得绝食行动为大多数的人所知道而且大家也十分关心，所以说参与度很高。
今天的媒体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站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大同、卢跃刚这些人能够站出来，能够抵制中宣部的新闻封锁和审查制度，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对新闻自由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林云：特别是四间网路公司向中共低头这件事情，也使得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清醒的意识到，不应该对中共这样集权的政权妥协。同时像《冰点》这样的事件使很多中国的媒体人也意识到他们有一份责任。
而高律师和六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抗争着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更是不畏强权、坚持真理。请问，这三方面的因素或者是更多的力量，有没可能结合起来呢？
李天笑：实际上他们就是在一条战线上，为什么呢？法轮功学员这几年来一直是在维护自己信仰的权利；而很多民众跟着律师通过法律的渠道在上书，实际上也是在维护自己各种各样的权利，比方说不接受非法拆迁，保护自己土地的使用权等等；还有很多民众也是从各种方面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从维权的角度讲，这些都是在维护人权。从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独主宣言”，后来的法国的“人权宣言”等等，都属于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认同和给予的。
中共政权并没有得到人民授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自然也剥夺了人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因此人民要维权、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自己挣得自己应有的权力是比有保护的环境更来得艰钜、更困难。因此，大家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也不存在有各种不同的维权目标，而且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人权，这点我觉得是一致的。
林云：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