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3年12月06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二零零三年的这一天超过五十万的香港市民走上了街头， 然而我们听到的并不是欢快的庆祝声， 而是他们对香港现状况不满的呐喊声。 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到二零零三年这短短六年的间，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我们请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吴国光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吴国光：大体上六年来的变化可能可以概扩为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的方面，其实现在香港从政府也好到老百姓也好，最关心的就是经济不断的下滑，整个民生是一片凋敝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麽，过去香港是非常有名的新兴工业化的地区，它的发展经验是全球引为成功的。那麽在短短六年里，现在失业率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八点几，在九七以前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的。
过去我们喜欢去的饭馆，商店这几年就纷纷都倒了，再去就没有了，然后再没有新开的店，这种情况在香港生活的话感觉是非常明显的，那麽更严重的就是说，香港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要给地产商打工，买一个楼，然后一辈子供楼，那麽他们在九七前后买的楼呢，现在就变成了所谓“负资产”，它就是说，等于你买了楼房也要背债，你不买楼的话你还不至于背债，过去几年颇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就跳楼自杀了。
那麽再一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民生，那麽经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经常是有钱买不来生活素质的。但是香港呢，过去的生活质素有一些方面是不错，比如说香港的治安是很好的，那麽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的话，那看香港的武打片呀、这个匪警片呀看的，认为香港满街都是凶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是回国内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讲你们在香港生活是不是不安全呀？我说，非常安全呀，哪怕晚上两点钟走在街上我也不会担心什么，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最近几年就是经常有人在街头就被枪杀了。
当然还有生活质素的下降就是卫生，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麽回归以前香港人也是从大陆进口这个鸡呀、鸭呀，但是没有听说发生禽流感。那麽九七年以来几乎隔一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禽流感。吓得大家连鸡肉都不敢吃。还有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最近的这个萨斯危机。香港是最严重的灾区之一。以前香港到公立医院去看病，你是香港人当然没有问题，不用交钱。你即使是到香港来旅游，只要是合法进入香港，哪怕是五天来旅游的，你在这期间生了病，你到公立医院去看急诊，不要钱。那麽这个福利是全世界没有的。那麽现在呢，本地人看病也要交急诊费，交个七、八十块钱。那麽这个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人，那麽供楼就要供个上万块钱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福利上的损失。
还有就是教育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对下一代是非常的重视，香港的教育本来确实也不太成功，那麽最近呢经过所谓特区政府的这样一个教育改革，是改哪里哪里出现问题。它改了小学，然后大家就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去年夏天我记得有一个报道说，到八月底九月初，你到飞机场去看呀，很多十来岁的不超过十五岁的小孩子在那里拉着个行李，父母在那送他们到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英国去读书。那麽显然是这个地方的教育体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还有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环境、空气。那麽我是九六年出来到香港，那时我在中文大学，每天在我的窗户里都可以看见对面的马鞍山的山头清清楚楚。现在呢，我都不知道这个空气污染怎么会因为九七变的严重，我都不理解这个原因在哪里，连老天爷也欺负特区政府啊。现在要想看到这个清清楚楚的马鞍山的山头，那麽只有连下三天暴雨以后有一上午可以看见，到了下午都看不见了。这是个非常严重问题。
那麽第三个方面就是政府管制能力的下降。特区政府背了严重的债，就是所谓钜额赤字。这个其实已经成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大的困难之一了。那麽年年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对香港的经济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麽有人不了解情况，说这是英国人留下来得烂摊子，那麽其实呢？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底英国政府撤走的时候，香港政府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赤字的政府，而且它的财政盈余是非常多的。在九七以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吵架，吵香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建现在的这样一个大飞机场，那麽为什么要吵架呢？就是因为中国担心香港建飞机场，英国就会利用这各机会把这个钱全都花掉了，留给中国一个没有很多的财政盈余的香港。结果呢？这个飞机场建成了，那麽花掉的钱只是当时财政盈余的一个零头。我想当时的盈余至少是几千万至少是几千万。那麽在短短的两三年里特区政府就有能力把它变成赤字，那麽他们在这几年里既不搞社会福利，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基本建设，大家还都不断的减工资，大学教授以前说是最稳定的那麽现在已经连续减工资，那麽现在而且每个人都签了信说你要不同意随时给你减工资的话，那你马上就走人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麽居然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那钱都上哪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奇怪的。
那麽政府的管制的能力下降当然不仅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体系在全球都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因为我九七以前来到香港给公务员讲课，讲到大陆的这样一个公务员的改革，我就会讲说：我们八十年代在中国希望改革大陆的公务员制度时候就是要像香港学习，那麽当然香港公务员听了很高兴，那麽到了九八年我又去讲课，回归才一年，我又讲这个话，马上就有人举手说：吴教授你是不是讽刺我们？刚刚一年他们就已经觉着我们这个公务员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一塌糊涂的。一个就是说，特首不信任他们。那你就是给政府干活的，政府的首长都不信任你，当然你会觉着你非常的丧气。那麽再一个就是说出现了几次危机，包括失火呀、包括这个禽流感啊，包扩近海的污染的红潮的出现。那麽这些事情出现了以后呢，公务员的应对表现的不是太好。那我们知道公务员是按步就班做事情的，那麽这个应对这个危机处理是要上面的领导人说你要怎么办，我才怎么办。公务员并不知道怎么办， 香港人过去是依赖公务员，现在也会批评公务员。我觉着这个公务员的体系的士气的这样一个的低落，内部的纪律逐渐的在涣散，这可能是香港一个长期的负资产。因为人的这样一个因素一旦也破坏掉了以后，这可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你经济危机有几个利好的因素可能就能走出来，但是这个因素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因素。那麽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廉洁。过去香港的公务员廉洁自从其成立廉正公署以来也是全球有名的。中国的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头疼的问题，也是经常要借鉴香港廉正公署的经验。那麽现在我想公务员也不敢以此为自豪了。
第四大变化呢，我想就是政治上的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我们知道香港的基本的政治支柱是法制和自由。不错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香港都没有民主，但是你会看到呢？因为它的宗主国也就是英国有民主，那麽在这里即使没有民主那麽法制的权威是受到尊重的。那麽自由是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个就使得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使得香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进出口贸易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在世界数一数二的转口港。金融中心不是说光有钱就可以了，最近中国银行在香港的第一把手刘金宝出了腐败案件，那麽香港人就要置疑这个问题，你中银内部这么多钱，不知道要借给谁，用腐败的方式借给这个给你送钱的人，这个银行在香港上市，这样是不可以的。你要把这个资料告诉买你股票的人，要不然你就是金融诈骗。所以金融中心的第一位的一定是自由的资讯和这样一个权威的法制才能保证的。没有这两个东西所谓金融就一定变成诈骗。
法制和自由对香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抽像的概念，而是每个人生活中，每个人的经济生活直接相联系的。回归六年以来法制方面开始受到基础性的破坏。比如说：一个就是胡仙案，就是香港的一个大财团的负责人过去胡文虎的他的女儿，她在一个报纸的广告这个数位的虚假报案当中，那个总编辑，那个社长都被抓起来去问了，但是律政司司长，也就是香港最高的法律首长说：胡仙，我认为不应该起诉她，也不应该找她来问话，结果就把她赦免了。当时引起了很多的批评的声音。当然这个老板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个财主，她和中国政府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九八零年代后期，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第一个批准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和中国的资本合办杂志的一个人。那麽当然公众就置疑这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这就使得香港的这样一个过去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受到动摇。
那麽当然现在最严重的就是二十三条立法了。那麽二十三条立法有多么严重呢？我想这个应该以一个就是负责二十三条立法的最高的首长的话来说才能说的明白，就是香港律政司司长。那麽她对公众说:她是坚决主张二十三条立法的，而且二十三条立法之所以这么匆忙，据说就是因为她任期要到了，她希望在她任期内把这个事情完成。她很坦白的讲说：二十三条立法就是悬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当然她有第二句话她说：虽然悬在你头上我不会砍下来的。但是你不需要砍下来呀，谁希望头上悬着一把刀还用砍下来吗，那麽自由的方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咨询的自由。刚刚网上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在香港现在的七份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还不讲什么《大公报》、《文汇报》这些是中囯共产党在香港的机关报，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关于七月一号这样一个反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的报道，他们做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可能只有一份报纸还没有被亲中势力控制，那麽其他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已经被政府的所操纵的力量渗透，既然报纸都被某种资本所掌握的话，当然这个自由的程度就大打折扣。那麽今天还让你讲话，明天就可以不让你讲话了。
第五个大变化，其实就是上述变化归结起来就是香港地位的变化。过去香港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东方的一颗明珠，那其实这个它不仅是降级了，那它是不是明珠也成问题了。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你可以看见它即使是明珠也是人老珠黄了，失去光芒了。那麽过去香港是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典范。那麽现在是泰国这样一些相当落后的国家都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开始复苏了，但香港还在继续往下走都没有复苏。过去邓小平是说，我们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开发特区。深圳靠什么？香港在二十五年里从一片农田变成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靠近香港，沾香港的光，沾香港的仙气。那麽现在香港是说，我的经济怎么办呀？深圳你帮助我吧。那深圳还不愿意帮它。过去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的好，就要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那麽现在我刚才讲了，香港连深圳都不如，香港是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帮助。从这个地位上来讲就像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了。上海有讲过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这个广州有讲过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要中央帮助的是青海、新疆、陕西、宁夏中西部地区，那香港当然它的物质条件还不至于像中西部地区那麽惨了，但是它的地位在这六年里就变化成这个样子。六年的变化大体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主持人：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创历史新低。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为百分之五十三。 观众朋友们也许会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香港在回归后短短的六年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失去信心呢？“一国两制”到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香港的出路何在呢？在下次的《透视中国》节目中，就您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请吴国光先生继续与我们探讨，请您注意收看。
